赵人伟
本文发表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4期
内容提要：在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回顾的基础上，本文首先总结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五个特点：计划经济覆盖率低，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比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都要低，重视发展和开放，改革与发展同步进行，采取渐进方式；接着重点讨论了收入差距拉大和个人财产的高速积累问题；最后提出几点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渐进式改革 收入分配 财产分布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持续了将近30年的时间。为了降低改革的成本，我们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方式。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从收入分配和财产分布角度来看，中国的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考察渐进式改革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以及前景？ 1990年代，世界银行的报告曾指出，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个人认为，一些市场专家和国际上的专家的看法太简单了，其实收入差距扩大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原来在平均主义的模式下，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改革开放后，收入分配模式脱离开平均主义。最初有一部分人的财富收入是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来创造的。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收入差距扩大了。这是以激励机制来促进财富的增加。第二个层次是我们必须要付出的代价。第三个层次才是过高的代价。1990年代以来，我们确实付出了过高的代价。下面我先谈一下中国经济改革总的特点，主要以渐近式特点为主，然后再从收入分配和财产分布两个角度分析一下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绩与问题，最后是简短的结论，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一、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
就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来讲，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美国哈佛大学Dwight H. Perkins教授概括出亚洲类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国家的3个特点。第一，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第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比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穷得多。例如，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人均ＧＤＰ才300美元。苏联东欧要几千美元。第三，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起步时，多数人口从事农业。在工业产值中多数来自于中小企业，现代大型国有企业很少。我们中国也就是苏联援助的150多项工程。城市化水平很低。
在Perkins教授所讲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情况，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5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计划经济覆盖率比较低。计划经济主要是在城市的正规部门强度比较大。在农村、或是在城市的非正规部门，计划程度不够。这个特点为改革采取渐进方式，先打外围战，后打攻坚战提供了空间。
第二个特点，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比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都要低。关于经济体制不同模型有各种各样的划法。我归纳成6种模式。第一个模式是军事共产主义经济。第二个模式是准军事共产主义经济。第三个模式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第四个模式是修改了的计划经济。就是赫鲁晓夫时期把斯大林模式稍微修改了的模式。第五个模式是有调节的市场经济。第六个模式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的起点模式是第二个模式，即准军事共产主义经济，就像布鲁斯教授（Prof.W.Brus）在1980年代所讲的。前苏联和东欧改革的起点是第四个模式，就是比斯大林模式稍微修改了的计划经济模式。前苏联宏观经济决策是集中化的，企业经济决策是集中化的，但个人的经济决策是分散化的。而中国的经济在三个层次上都是集中化的。区别就在于中国在个人的经济决策上也是集中的，一是个人在可支配的范围内购买消费品的自由是没有的。比如，一个人的月收入是100元，个人需要买多少粮食和多少匹布都是由国家规定好了的。二是中国人没有选择职业和工作地点的自由。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的改革起点比前苏联和东欧都要低。
第三个特点，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同经济发展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而前苏联不一样，国家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不是农业社会。我参照日本教授的总结，进行了归纳，把中国经济分成发展和改革两个层面。从发展角度来看，一个层面是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或现代经济的转型，日本称作从习俗经济到现代经济；另一个层面是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中国既是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又是从习俗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从体制转型来看，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所以，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前苏联相比要复杂得多。
不仅如些，改革开放也是很重要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认为，香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很大作用。前苏联没有香港这样一个地方。我认为中国改革和开放两个方面互相促进。前苏联东欧开放程度没有中国高。中国海外有那么多华侨，对中国改革开放起很大的作用。
第四个特点，中国经济改革是改革和发展（增长）同步进行，两者互相促进。就像世界银行专家所讲，前苏联的改革是以牺牲增长为代价的。芝加哥大学一位学者专门写书探讨这一问题，他认为不管采取渐进方式还是采取激进方式，改革必须以牺牲增长为代价。如果采取渐进方式，生产和消费起落的幅度会小些；如果采取激进方式，牺牲得更多一些，但发展起来会更快一些。生产和消费的起落幅度要大些。但是中国经济的生产和消费一直是在同时增长，年增长率在10%左右。
第五个特点，中国经济改革采取的渐进方式有利于降低改革的成本和风险。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采取渐进方式（gradual reform），是因为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的国情是经济落后、二元结构、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和改革的起点低等。
1980年代初，中国把布鲁斯教授请到国内来讲学。那时，布鲁斯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采取一揽子的激进方式，不能搞渐进。如果搞渐进，交通规则就会混乱。他讲了一个笑话，波兰人到英国学习交通规则。波兰华沙的交通很混乱，汽车是向左开的。而英国汽车是向右开的。他们学习回来后就决定一半汽车向左开，一半汽车向右开，从而导致交通更加混乱。布鲁斯以此挖苦渐进式改革。在前苏联东欧改革派中，这种观点很流行。在西方也一样。
但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包括布鲁斯和科尔奈在内，最后都认同了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认为这种方式不可避免，承认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中国的改革必须采取先易后难的原则，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运行机制改革到所有制改革，从非公有制经济到公有制经济，从体制外到体制内，这样逐步推进。
到了1990年代，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把渐进式改革界定为“增量改革”（ “ incremental reform”）。增量改革就是存量部分放在老体制不动，增量部分进入新体制。如果发展得快的话，增量部分就大量进入新体制。老体制的意义就越来越小。“增量改革”的进行，使老体制作用越来越少，阻力也越来越小。
回顾中国近30年的改革，从总体来说，中国经济改革采取的是渐进方式，但在某些领域内带有激进的因素。我个人认为，19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带有激进意义，是带有激进因素改革的成功案例。而1988年的价值闯关造成到处抢购，结果闯关方案搁浅了，则是带有激进因素改革的失败案例。
二、收入分配：从平均主义盛行到收入差距过大
从平均主义盛行到收入差距扩大，是我们近30年改革的最大变化。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均等化程度很高的社会。中国当时的基尼系数是：城市地区在0.2以下；农村地区在0.21至0.24之间。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是：城市地区在0.37至0.43之间；农村地区在0.34至0.40之间。从发展中国家来看都比我们高得多。
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来，中国的收入差距拉大了。但对全国的基尼系数有不同的估计。我把这些估计分成高、中、低3种。低估计：0.4左右（国家统计局）；中估计：0.45左右（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高估计：0.50左右（天津南开大学）。对城乡收入比率的估计也可分为3种。低估计：1: 3 左右(国家统计局)；中估计：1: 4 左右 (世界银行)；高估计：1：5 左右(宋晓梧) 。从城乡的收入比来看，距离是先缩小，后扩大。改革开放初期，倍数是2.5倍。其中1985年是1.8倍。到后来就变成3.3左右。无论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改革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种状况都是不正常的。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城乡差距都是在缩小，而不是在扩大。而我们为什么是先缩小，后扩大呢？我们需要认真总结一下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如何从收入差距的扩大来衡量渐进改革的代价和成本呢？我认为我们已经付出了必要的成本，但也付出了过高的成本。例如：在1990年代以来的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土地从无价变高价，发生了土地买卖中的“设租”活动，使一部分人获得了超常的利益。这是一种过高的代价，即不是非付不可的代价。寻租的价格都是给定的，寻租者没有设定的权力。高价是市场给定的，低价是计划经济给定的。设租不一样，高价是市场给的，低价是我定的。所以，设租的利益空间特别大。寻租活动利益空间高出半倍到一倍，而设租活动利益空间则高出10倍到20倍，甚至几十倍都是很容易的事情。
再如，中国的公车使用仍然沿用老办法，也不符合渐进改革——增量改革的要求。增量改革要求新财富进入新体制。为什么新财富进入老体制，而且量还越来越大？一个有争议的难题：如何估算租金收入和灰色收入的总量？按照胡和立的估算，1988年因价格双轨制而引起的租金总量为3569亿元，占当年GDP的30%（胡和立，1988）。按照王小鲁的估算，2005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总和大约是13.5万亿，而根据官方数据推算的此项收入为8.7万亿，前者比后者高出4.8万亿，相当于当年GDP的25%，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灰色收入(王小鲁,2005)。学术界对上述估计数据的可靠性和方法的科学性都提出了质疑。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能证明自己的计算是准确的；但是也没有一个人能否定上述租金和灰色收入的数额是庞大的。这是学术界的困惑。
从全国来讲，新财富进入老体制的现象普遍存在。如果对即得利益不敢碰，今后的改革恐怕是很难办。必须建立一个互相制衡的机制，才能解决问题。中国古代讲慎独，但慎独是以性本善作为前提的。但人性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没有权力的制衡，改革是很难深化的。
三、财产分布：从几乎没有个人财产到个人财产的高速积累和显著分化
财产分布将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新焦点。中国经济改革的结果表现在财产分布上，从几乎没有个人财产到积聚个人财产的高度分化。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的个人财产经历了一个高速积累的时期。财产的分布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不仅取决于收入分配的状况，而且取决于财产分布的状况。财产与收入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财产分布的不平等成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我们关注财产分布的一个原因。我简单讲讲结论性数据。全国居民人均财产的构成有六大项，其中讲三大项:房产占57.88%,金融资产占21.79%,土地占9.35%。在全国居民人均财产的分布方面，首先出现了最高20%与最低20%之比，其Prof.W.Brus产是62.7:1,金融资产是29.13:1。其次在集中率上，房产为0.6302,金融资产为0.6291,财产总额的基尼系数为0.55。
那么，如何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当前财产分布的差距呢?根据一位英国在澳大利亚讲学的学者所写书中的数据，发达国家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在0.5至0.9之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0.3至0.4之间）。而中国当前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为0.55（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454）。在这方面还没有达到国际水平。虽然如此，但我认为有两点值得考虑：（1）中国财产的积累只有20多年，而发达国家则已有数百年历史；（2）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发达国家，必然影响今后财产分布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十七大报告提出，城乡居民收入较大增加，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我认为十七大报告这个提法意义很大，主要有四点意义。第一，居民拥有个人财产的重要性，体现了藏富于民的思想。第二，明确了居民除了劳动收入外，还有财产收入。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原来中国统计没有财产收入，最近才有变化。世界各国的统计都有劳动收入与财产收入。我们国家慢慢地会和世界接轨。明确了居民收入中有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拓宽了居民增加收入的渠道，体现了居民收入来源的多元化。第三，指出了收入与财产收入间的互动关系，收入多，财产多；财产多，收入多。第四，防止财产及其收入差距的过大。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而不是少数人拥有财产。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还不够，数据缺乏，理论也跟不上。
四、简短结语：一些政策建议
首先，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贫富差距的拉大并不是市场取向改革本身的错误，而是渐进改革成本上升的一种表现。只有深化改革――不仅是深化经济改革，而且是深化政治改革，才能解决诸如寻租活动、设租活动、权钱交易、部门分割、地区封锁以及各种垄断行为。
其次，要关注收入分配和财产分布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要避免两者之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要促进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再次，土地问题特别需要加强研究。农民是土地的所有者，尽管他们是公有土地的所有者，而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但是20多年来，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究竟从中得到多少好处？刘诗白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应该得到相应的承认。我认为应该重视这一观点。几千年来，农民都是为土地而奋斗。农民作为土地的集体所有者，他们怎么实现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至关重要。无论从收入分配角度，还是从财产分布角度，我们都要深入研究。
最后，财产税问题。财产收入增加了，差距扩大了，高速积累了，显著分化了，就提出了一个财产税的问题。学术研究应该有前瞻性，经济决策也应该有战略性。总之，我认为30年改革经验的总结，要总结出对今后真正推动改革有意义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