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敬 琏
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商会建设问题，是在我们整个国家改革发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民间商会是公民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现代市场经济架构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最初研究商会时，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而，在建立市场经济的整个架构中，商会的建设与治理逐渐变得十分重要。近五年来，特别是经历了去年的经济波动后，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在世纪之交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面临着艰巨的“升级”、“爬坡”任务。经过20余年的改革，我国已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20年的高速增长为世界所瞩目。然而，2003年经济出现了波动，2004年3月，中央作出了判断，认为经济过热，进行了宏观调控，虽然结果是有小惊而无大险，但由于深层次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经济波动幅度变得很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贫富差距悬殊。90年代初期，我们的基尼系数就已经突破了公认的国际警戒线0.4，现在还在进一步扩大，有报告称已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大概在0.45—0.5之间，这是很可怕的。另外一个突出表现是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增多。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深层次的矛盾到底是什么呢？干部和群众、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紧张，是一个重要原因。要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要消除不和谐的因素，不化解不和谐的因素，怎么来建设和谐社会？要解决这些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研究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为什么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还存在这么多不和谐的因素呢？早在改革初期，即80年代初，大家认为是干部的作风问题。后来到90年代末，则将认识深化了一步，认为是腐败问题。现在回头来看，恐怕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就是市场经济面临“升级”的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些问题，就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进一步分析，我认为，必须从工业化早期的增长模式转变到现代增长模式。过去的增长是粗放式的，是依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来实现增长的，当然其他工业化国家也有这个过程，但它们比我们较早地转变到了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主要靠效率的提高、技术的进步来实现，而不是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来解决。马克思对英国19世纪末期的经济增长有非常深入的分析，可是我们对马克思的警示似乎重视不够。在世纪之交我们走早期增长道路（即粗放式的增长道路）的热情空前高涨，于是引起了2003年的经济波动。这种增长模式的社会后果非常明显。因为物质资本不断增加，消费比重不断扩大，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了50%，这在全世界是没有过的。诚然，我们需要增长，但怎么增长，我们却没有清楚的认识。现在的增长模式有问题，走到了马克思批判过的增长模式上去了。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垂而不死，腐而不朽”，它的根本原因是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的增长模式变了。
我们现在处在应该转变增长模式的时期，但是老是转不过来。苏联提出转变增长模式是在60年代后期，我们正式提出转变增长方式是“九五”计划。中共中央通过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是1995年。但是，虽然经过了两个五年计划，却还是没有转过来，原因在于我们同时面临着另外一个转型，就是制度的转型。增长模式难以转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就是经济体制的转变滞后。第一个表现就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侵夺了市场的权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本功能没有充分发挥。我们的发展既像早期资本主义的市场制度，又像东亚（如日本、韩国等）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政府配置资源的作用很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得还很不充分。例如，土地资源由政府配给。资本融资主要靠银行信贷，银行信贷又主要集中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而它们的改革又没有到位。所以，在信贷资源的分配上，各级政府有很大的作用。第二个就是缺乏法治基础。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作为资源的主要配给者发育得不规范，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在很规范的法治基础上，现在的法治也只是政府在提供法律服务，这离完善的法治距离还很远。因此，体制的转型关键在于政府转型。所以有人提出，当前改革的核心是政府职能转化，而不再是企业改革。
总起来说，建立市场经济，或和谐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要建立和谐社会，就要求我们对社会矛盾状况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要研究清楚这些矛盾，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找到化解矛盾所需要的制度安排。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中社会是利益多元化的，各社会阶层是有矛盾的。好像政府口袋里有很多资源（或钱），哪个群体需要了，就给哪个群体。因为这样一来，资源给一部分人就必然会损及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就引起其他阶层的不满。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允许各利益群体公开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利益，党和政府则处于超脱的地位。这需要有一个制度安排，发生矛盾的时候，通过正常程序去解决，这样能照顾到大家的利益，特别是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从而维护公平、公正，而不是疲于奔命。现在有些政府部门变成了某种利益的代表，政府内部各部门各代表一种利益，这样就把政府陷于利益纠缠之中。所以，建立社群组织极其必要，社群组织在工商界就是商会。因为现代社会生活太复杂了，政府管不过来。在早期的大陆国家有这么一个倾向，想把行会演变成商会，在法律里进行详细的规范。但现代市场经济太复杂了，所以法学家们说的“第三域”，或第三方就发展起来了，它不是个人，而是建立在社群基础上的自治性组织。商会便是第三领域的重要机构，是自治团体。自治团体的职能有三条：一是维护社群的利益，代表他们行使权利；二是处理与他们共同利益相关的事情；三是进行行业自律。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向和谐社会转变过程中，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
民间商会的发展要建立在良好的法治框架基础之上。现在没有相关的立法，所以显得很乱。一方面，从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行业协会，如内贸、外贸、工商界都有自己的商会，这些机构变成了政府的分支机构，就是所谓的“二政府”；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民间自愿组织，或在当地政府组织下，由企业家们集合起来共同处理相关利益的架构。在这个社会的架构中，表达着共同的诉求和愿望。所以，非常有必要从外部环境和内部治理来研究商会问题。从外部来说，要确立社群机构的地位，特别是其自治地位，对此要有明确的法律认定。如有的国家就明确规定，政府不得干预商会事务。从内部治理来看，同业工会在旧社会往往为大企业长期把持，这种情况一定要避免。
如果没有立法，建设和谐社会的市场经济架构就做不好。这里存在一个路径依赖问题，如果从一开始方向就不正确，以后就很难纠正。不管是政府干预过多，还是政府矫枉过正，从一开始我们就要注意选择正确的方向。总之，我们正处于市场经济需要“升级”的阶段，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市场经济有很多矛盾没有解决好，出现了很多问题，并不是改革错了，而主要是市场经济没有实现必要的“升级”，市场经济的“升级”没有到位。我们要推动市场改革，就要认真研究这些问题。只有方向明确、措施得当，才有可能把民间商会治理好。
[1] 本文为吴敬琏先生在2005年8月在无锡市举行的“改善民间商会治理及法律环境研讨会”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