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社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是中央编译局《资本论》翻译组倡议创办的。早在1956—1957年期间，由时任局长的师哲提议，由何匡主持，成立了经济室，着手译校《资本论》，并进而从事经济研究。在上世纪60年代初，在许立群、王惠德任编译局领导期间，王惠德提出把“资本论”翻译组建成“德文基地”，全组学习德语，开始从德文译校《资本论》。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曾说：十八岁的娃娃啃《资本论》，但解释不了“边币”。王惠德局长说，毛主席批评的是他自己。因此，如何用《资本论》的方法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始终是中央编译局领导的愿景。

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几经曲折，终于完成了从德文译校《资本论》以及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和马恩《资本论》书信集等任务，恰在这时，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时代，用《资本论》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中央编译局领导和《资本论》翻译组的支持下，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去进修，同吴敬琏、赵人伟教授等从事比较经济学的研究，以此作为用《资本论》的方法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种探索。

阿尔都塞认为，不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真正阅读《资本论》，应该在《资本论》中读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双重的阅读就是不断从科学阅读回复到哲学阅读，再从哲学的阅读回复到科学的阅读。通过这种循环阅读把没有在字面上写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资本论》的对象、理论和方法读出来，这就是阿尔都塞提倡的征候读法。阿尔都塞提倡的征候读法无疑受到福柯的影响。阿尔都塞说：借用米歇尔·福柯《疯狂史》序言中某些著名段落的话来说，由此产生了看得见的东西和看不见的东西的可能条件，产生了决定着看得见的东西的那个理论领域的内在方面和外在方面的条件，所以我们也许能够深入一步并指出，在这里确定的看得见的东西和看不见的东西可能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2]。

阿尔都塞又说：“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哲学用埋葬尸体的沉默的沙土掩埋了马克思，与此同时，马克思的战友和后继者经历了最富有戏剧性和最激烈的冲突。”^[3]这大概就是阿尔都塞欣赏福柯研究疯狂史的背景。阿尔都塞是法共党员，在阿尔都塞的影响下，福柯也曾经加入法国共产党。在最富有戏剧性和最激烈的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疯狂。在经历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后，我们也经历了这种疯狂。

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描述了西方古典时代理性控制疯狂的几个历史阶段，揭示了理性和丧失理性对立的历史，这是在一个社会的空白、无言和沉默中寻求真理的历史，而现代人只有在理性和非理性发生悲剧冲突中才能理解自身，这就是阿尔都塞提倡征候阅读的意义。在一种理性和非理性的伟大悲剧冲突中，不能停留在表面的阅读上，不能根据表面阅读的词句去判断是和非，而是要在社会的无言、空白、沉默中去探索新的概念，要在看得见的东西中读出看不见的东西，去探索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东西的之间的必然联系。

在经济研究所同吴敬琏、赵人伟教授等探索社会主义市场问题时，我们也有类似的感受。我们曾向来华访问的奥塔·锡克、布鲁斯等东欧经济学家询问过马克思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下的市场问题。他们对马克思著作非常熟悉，奥塔·锡克是《资本论》捷文版的译者。他们认为，如果直接阅读《资本论》，那么很难找到肯定社会主义下必须有市场的论断。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仿效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说，而应该仿效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做。他们为了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曾收集有关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想资料，为了探索社会主义下的市场问题，也应该收集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的思想材料。鉴于这种认识，经济所和《资本论》组的同志曾合作编辑一本《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论著选辑》，其中不仅收集了肯定社会主义下必须有市场的思想材料，而且收集了相反认为前者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思想资料。但是，通过比较，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和组织问题，或者说，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问题，是空白。不能根据直接阅读，引证马克思著作中这段话或者那段话，来作出马克思主义或修正主义的判断，而只能根据经济的发展实绩来作出社会主义是否需要市场经济的新判断，这是同马克思著作中一再强调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理相一致。因此，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市场经济的观点，恰恰反映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看得见的东西和看不见的东西的必然联系。

科学的生命力不在于它所知道的东西，而在于它所不知道的东西。正因为如此，这本论著选辑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也引起了中央编译局领导的重视。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在中央编译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领导的支持下创刊了。经济社会体制除了经济体制外，还涉及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然会引起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已经告诉我们的，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是，根据中国的现实，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将如何进行，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通过经济社会体制的比较，就是探索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之间的必然联系。

阿尔都塞认为，不仅对马克思的著作，而且对列宁、毛泽东的著作，都应该采取征候读法。其实，任何人的著作都会留下空白。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留下了一些空白，但是，阿尔都塞没有指明，在哪些方面留下了空白。这是阿尔都塞自己留下的空白。美国从事分析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艾尔斯特在《比较》杂志组织的座谈会上曾经指出，马克思《资本论》缺少微观分析，这也许是我们值得注意研究的。

人们对自然和社会都会有一个认识过程。马克思非常重视生产力的研究，在他写的笔记中最后提到的是电磁学，但是，这还属于牛顿力学的范畴。在上世纪转换时，物理学发生了革命，从研究天体运动的宏观分析发展到研究物质分子结构的微观分析，它带来以核能的利用和微电子的应用为代表的生产力的大发展。同对自然的认识一样，马克思对社会的认识也是属于宏观分析，他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限于历史条件，马克思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作微观分析。但是，把马克思的宏观目标简单地照搬到微观组织，建立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这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改革这种微观体制，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宏观目标。

在我们开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时，侧重于微观分析，以利于探索我们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的必然联系。在开展经济体制比较时，我们侧重于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在《比较》创办初期，吴敬琏教授曾提倡我们编辑人员学习微观经济学。用市场价格来配置资源是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产权理论又是企业理论的基础，也是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比较流行的博弈理论，也是微观经济学的新的发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在办刊过程中，不断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同我国各种类型的企业保持密切的联系，其出发点正是探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微观基础，探索微观组织的变化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在办刊过程中较有影响的关于寻租理论的讨论，其出发点也是防止在体制转型过程中政治权力对微观经济组织的侵犯，造成政府官员的腐败，使经济体制的转型发生扭曲。当前我国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仍然要注意微观层次，要进一步建立规范的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真正让市场，而不是让政治权力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在开展政治体制比较时，我们同样侧重于微观层次的研究，根据我国农民占大多数的实际情况，侧重于村民自治和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可以说，这也属于微观政治学的范围。在中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推行村民自治制度，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事。但是，中国从秦汉以来，实行的是郡县制，由中央直接任命郡县首长，以管理地方事务，其结果是形成了官僚同农民在资源支配权上的矛盾，在计划体制下，资源支配权掌握在各级行政机构手中，在市场体制下，资源支配权逐渐转到农民手里。但是，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时期，如何建立与农民掌握更多的资源支配权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或者说从原来的从上到下的压力型的行政管理体制过渡到民主合作的新体制，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我们可以期待，在我国会产生一门新兴的学科，这就是微观政治学。

在文化体制比较方面，如何进行微观分析，这是我们需要继续探讨的领域。过去往往把文化和意识形成混淆起来，进行阶级分析，其实，这仍然是用宏观分析代替了微观分析。马克斯·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精神时，已经注意到必须把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加以区分。他讲资本主义精神时有两个前提：（1）他是按照这些要素的文化意蕴而把它们统一成为一个概念整体的；（2）这些概念并不是要以抽象的普遍公式来把握历史实在，而是要以具体发生着的各组关系来把握，而这些关系必然地具有一种特别独一无二的个体性特征^[4]。韦伯把英国的富兰克林当作具有新教精神的这种个体的代表。他认为“这些观念的起源及历史比那些持上层建筑说的理论家们所想像的要复杂得多。”^[5]

因此，在进行文化方面的微观分析时，不是作一般的阶级分析，而注意对人本身的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在注中，马克思又指出，“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这个定义标志着古典古代的特征，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的人天生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标志着美国社会的特征一样。”

在以上比较中，马克思说“人天生是社会动物”可以被理解为他所期待的未来社会的特征，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在文化方面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人作为社会动物在文化方面的交往是通过话语来进行的。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话语和话语系统涉及的是修辞学的范围，讲话，写文章，必须符合修辞，否则彼此无法交流。但是，从哲学的角度看，话语和话语规则系统涉及的是能否允许人们说真话，说实话，这同不同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有关。这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上来，但是，也不能简单地把语言和话语当作同阶级斗争有关的意识形态来看。

最早研究话语和体制之间关系的是上面提到的福柯。他在写了《古典时代疯狂史》以后，写了《词和物》一书，很有意思的是福柯在书中引证了清朝李汝珍所著《镜花缘》中开始对动物的分类法。其中有四位大仙：百兽大仙，总管天下毛族；百鸟大仙，总管天下离族；百介大仙，总管天下介族；百麟大仙，总管天下鳞族^[6]。这种动物分类法对西方文化界来说是完全新鲜的。人们往往会对不适合自己的文化系统的东西采取排斥的态度，因为话语有一种象征性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使社会化的所有主体共同说话和行动。但是，决不是说所有话语都一个单一秩序，话语的历史相对性的基础是多元性。因此，福柯认为从历史相对性的角度出发，对中国的这种特殊的动物分类法，应该有愉快的惊异之感。

我们不妨就以《镜花缘》为例，来说明话语和体制的关系。《镜花缘》中详细描述了“君子国”和“女儿国”，对当时盛行的市场欺诈，官场贿赂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抨击了“男尊女卑”的许多不合理的制度。《镜花缘》同神话中的“君子国”和“女儿国”的比较反映对未来社会的愿望，同时渴望了解中国之外的不同的国家的社会文化制度。《镜花缘》实际上也是一种比较研究的探索，通过比较，提出一种新的话语，以求体制的改革。

近年来，我们在话语模式和体制的比较上曾经作了一些探索。例如，我们以延安的民主模式^[7]为例，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话语模式代替以王明为代表的原来的共产国际的话语模式，从而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体制，对保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实际上，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也是从话语模式的改变，从突破“两个凡是”开始的，这样，才能形成新的话语模式，例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以形成新的共识。

进一步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微观结构，当前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经济体制微观结构的核心是企业的生命力；政治体制微观结构的核心是人民的民主权利，在中国特别是农民的民主权利；文化体制微观结构的核心是人民的话语权。如果改革不注意微观结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的同时，盲目追求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市场化，这样，就会使改革偏离方向。卖官买官现象屡禁不止，某些地方官员被金钱俘获即黑金政治也初见端倪。而教育片面市场化的改革，使贫苦家庭的子弟上学发生困难。如果他们没有文化知识，就很难保证他们有自己的话语权。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提出了人类解放的前景，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也是决不应该忘记的，但是，如何根据自己的情况实现这个目标，这是我们需要继续探索和去努力实现的。《比较》的目的仍然是探索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的必然联系，或者用中国的老话说，坚持马克思《资本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