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在过度消费？---《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社

内容提要：本文提出了判断消费是否过度的两大标准，即现值最大化标准和可持续性标准，并将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因素纳入可持续性标准进行讨论。在对两个标准分别进行了实证性研究后，文章认为，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未能满足可持续性原则，对人力资本和制造资本(manufactured capital)的投资不足以补偿对自然资本的消耗。

人类目前对地球资源的使用是否会对后代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构成威胁？对此问题存在各种意见分歧。许多人认为人类在上世纪对自然资源使用不断增长的现象是令人堪忧的。人类的这种对自然资源使用的增长反映出全球增长的人口对资源需求的扩大。当然这种现象也带来了人均产出和消费的增长。在20世纪，全球人口增长了4倍，目前总人口已突破60亿，工业产出增长了40倍。在工业化国家中，目前的人均消费也远远高于100年前的水平，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与人类对资源的需求没有关系。在过去的100年中，能源消耗增长了16倍，年捕鱼量增长了35倍，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增长了10倍。由于人们使用肥料、矿物燃料和种植豆类作物，所以目前在地球环境中氮的施用量至少已与所有自然合成的氮含量一样多了。如果我们考察特定的资源及其功能，例如新鲜的水源、含有碳沉降的大气，以及各种不同的生态系统的功能，那么，证据显示，对自然资源使用的不断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另一方面，也许人们会认为，正是由于前几代人对资本品、研究和教育领域的投资，才使得当代的人们能够达到较高的消费水平，当代人们的投资是保证后代能够达到较高生活水平的必要条件，而不去考虑自然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在目前的富裕国家中，市场化的自然资源价格的历史趋势和反映经济发展的通行指标的增长，说明资源稀缺现象还没有真正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这种乐观的观点认为，制造资本和人力资本不断增长的积累的潜力和技术进步一起，可以补偿自然资源逐渐消失所带来的损失。

那么我们判断消费过度与否的标准是什么呢？经济学分析倾向于强调这样一种标准，即最大化由消费带来的当前和未来效用的折现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跨期社会福利。目前的消费是过度还是不足取决于与这一所谓优化问题相关的消费水平。然而，持不同观点的研究人员已经采用了一个可持续性的标准来判断消费是否过度，那就是强调经济体系维持生活一定标准的能力。在本文中，我们将检验这些用于评价消费是否过度的标准，并明确在现实的经济体系和生态环境中，用于判定消费是否过度的决定性因素。

V_t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生产性基础”，它由在t时点上的社会固定资产和制度组成。固定资产包括制造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生产性基础还包括知识积累和社会制度。虽然制度本身经常被认为是固定资产，但我们将把制度看成是资源配置的指导，包括固定资产的配置。制度包括法制结构、正式和非正式的市场、政府的各种代理机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指导他们行为的规则和规范。在下文中，我们将一般性地使用“技术”一词来指代知识积累和在其他方面影响利用知识的效果的制度。我们现在来讨论判断当前消费是否过度的两个标准。

我们可以把跨期社会福利V_t看作是以下这些基本条件的函数，在时点t上的固定资产和技术水平，以及从时点t开始产出将如何在投资和消费之间进行分配。根据现值最大化标准，如果当前实际消费大于这一最优消费路径所规定的当前消费水平，就说明当前存在过度消费。换句话说，如果降低当前消费水平并且在固定资产中增加投资（或减少抽回资本投资）可以增大未来效用，而这种增大的效用足够补偿当前的效用损失（即使在折现后），那么当前消费就是过度的。

最优消费路径取决于折现率δ。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δ值越大，说明未来效用的比重越小。什么是“恰当的”δ值是理论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拉姆塞曾经指出，在宿命的世界里恰当的δ值是零，就是说未来的人们应该获得与当代人同等的效用。然而，科普曼斯认为，社会纯时间偏好为零会导致悖论。林德和波尼特等人对适当的δ值的选择也持不同的观点。

根据现值最大化标准，最优消费路径的一个有趣的方面是，在理论上它与自由市场经济的情况相似。在具有典型市场特点并且不具外部性的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如果个人的效用折现率与社会效用折现率相等，那么，消费的时间路径将与最优消费路径相对应。反过来，在未来商品种类繁多且不存在需要承担的各种风险、环境的外部性起主要作用的市场中，一般来讲消费路径将不是最优的。而且，可以用对社会成本和福利进行比较的分析来判定在t时点上的政治改革是否会增进跨期社会福利。

另一种评价消费水平的有关时间方面的标准是可持续性原则。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即众所周知的布伦特兰委员会发布报告以来，“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发展”这两个名词变得非常普及。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既能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许多对可持续性的解释都与这个定义一致。在此我们用可持续性来表示跨期社会福利V将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如果dV_t/d_t≥0, 那么，在时点t上可持续性标准是得到满足的。

可持续性标准的许多特点是值得强调的。第一，这一标准关注的是V的相对变化，而不是V的绝对水平。第二，即使某一消费路径在当前和在未来所有时点上都能满足这一标准，我们也不能保证人们在未来任何时刻获得的效用会与当前获得的效用一样大。第三，并不是说这一标准只确定唯一的一个消费路径：原则上存在许多可以满足这个标准的消费路径。第四，如果不可再生资源对生产和消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可以想象到在现实中可持续发展就不会存在。第五，当前满足可持续性标准并不能保证这一标准在将来所有时间上都会得到满足：沿着给定的消费路径发展，可能从现在到将来某一个阶段之间V会上升，但也可能在将来某一阶段V会下降。第六，在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中，并没有假定遵循的消费路径是在V最大化条件下的最优路径。第七，满足可持续性原则的消费路径不需要具有跨期效率；另一方面，帕累托更优路径也可同时存在。

有关社会“生产性基础”的观点与可持续性标准是否被满足的问题联系密切。正如前面所定义的，生产性基础是在时点t上的全社会所有固定资产的存量，包括制造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这些因素都与技术水平相关。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假定技术水平是固定不变的。下面我们将考虑技术变化的情况。

我们用纯投资代表生产性基础的变化。纯投资可以被表示为在每一个社会中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或抽回投资的价值合计，这里每一笔投资的价值是用资产数量的变化乘以资产的影子价值或账面价格。显然，在而且只有在纯投资在时点t上是非负数，跨期福利V（t）才不会下降。我们可以把纯投资看作是社会纯财富的变化。

生产性基础需要得到维护，但它不必然要求在任何给定时间上对特种资源也进行维护。虽然某些资源，例如矿物质存量会随着消费的不断扩大而枯竭，但如果其他固定资产能够有足够的积累来补偿这些资源存量的减少，那么可持续性标准仍然能够得到满足。

虽然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被明确地表述出来了，但在现实中执行这一标准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衡量资本存量的变化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衡量自然资源的存量，如矿物质、矿物燃料、鱼或昆虫等的数量是很困难的。如果要评估自然资源减少所带来的社会损失，以及为补偿这些自然资源减少所必须进行的投资，我们就必须在原则上考虑到自然资源对目前和未来效用所具有的所有贡献。这些贡献可以是直接的，例如，自然美景这种客观现象；也可以是间接的，例如对生态系统的贡献，包括水源的净化、洪水的控制、气候的稳定、农作物的授粉、农业病虫害的控制、土壤肥力的形成和保持等。衡量这些贡献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另一个巨大的挑战是确定有多少种固定资产需要用来补偿一系列的另一种固定资产的损失。生态学家认为自然资源的可补偿性是有限的。他们担心经济学家们对用其他固定资产代替某种自然资源机会的可能性的估计过于乐观了，他们认为减少自然资源的存量将得不偿失。生态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提高人们关于不同自然资本对人类幸福的贡献方式的认识，以及对自然资源相互替代性和用其他固定资产替代自然资源的范围的理解。

在对跨期社会福利V的基本讨论中，我们从众多影响因素中抽掉了人口规模变化的影响。但如果考虑人口的变化将会给实际工作带来挑战：因为预测人口的时间性变化是十分困难的。而关于不断变化的人口的理论问题可能更具挑战性，因为许多理论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社会福利应该是致力于将所有人的当前和未来的总效用最大化，还是应该致力于将所有人的当前和未来的某些形式的平均福利最大化呢？如何在大规模人口具有较高总效用的社会价值和较少人口具有较高平均效用的社会价值之间进行比较呢？

进行这种比较的一种方法是，除了我们已经考虑过的资本形式外，还可以将人口看作是另一种资产。这种方法意味着在考虑任何给定的跨期社会福利时，还应该考虑人口存在一个账面价格。按照这种方法，纯财富是所有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其中包括人口。虽然可持续性原则要求纯财富具有不变的账面价格，不能下降，但考虑人口的因素后就引出了一个广义上的关于纯财富的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特别有趣问题是，跨期社会福利函数是用折现后的总效用除以一段时期的人口规模的折现值，在分子和分母中使用的折现率是社会纯时间偏好率δ。这是一种形式的“动态平均效用”。达斯古普塔提出，如果用动态平均效用代表跨期社会福利，那么在一定条件下，一个不下降的V_t与根据直觉提出的要求，即人均纯财富不下降的含义应该是相当的。问题中应具备的条件是：1）人口的变化是一个常数；2）人均消费与人口规模无关（但事先取决于人均固定资产）；3）在商品和服务之间转换的可能性说明人口规模的回报是常量。当我们在本文后面导出一定的实证结果时我们将用到这些结论。

这里我们进入了禁区，因为以前的文献从没做过这样的联系。我们是通过使用检验全要素生产率是如何改变对V的评定的方法来研究这一关系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带有浓厚简化假设色彩的模型中，我们导出一个将全要素生产率纳入V值的计算公式。γ代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γ经常被称为“剩余”，因为在抽掉其他影响产出增长的因素后，它是唯一保留下来的因素。用K代表社会中自然、物质和人力固定资产的组合。α为关于K 的产出弹性。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将把纯储蓄率近似看作零。这样直接的表述是，在零储蓄率条件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γ，它将跨期社会福利的增长率提高了γ/α。

这样，在计算了纯投资和与之相关的纯财富的变化后，我们可以通过将γ/α纳入初步估算的纯财富的增长率来考虑技术的变化。应该指出的是，在公布的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γ的估算中，可能存在严重的问题，因为在国民经济帐户的计算中不包括非市场化的自然和环境资源的商业性使用。假设在一段时间内，经济体系从其自然资源储备中的提取量是在不断增长的，那么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估算就会存在过高的倾向：因为有些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估算实际上可能是因为对资源使用的增长，而不是以知识积累或制度绩效改进为基础的增长。相反，如果对自然资源的使用量在下降，那么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就会低估知识积累的变化所做出的真实贡献。本文后面的实证研究将使用从不考虑自然资源使用的模型中估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数值。而理想的情况是，对生产率剩余的估算应该从进行了自然资源使用处理后的模型中得出。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假设总产出是制造资本和一系列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科布-道格拉斯函数。索洛提出，如果制造资本的产出弹性大于生产中一系列自然资源的产出弹性，那么可持续发展在技术上就是可行的。达斯古普塔和希尔指出，只要δ>0，在消费在长期接近于零的条件下消费路径在跨期福利V最大化的意义上就是最优的。而这种发展从长期来讲不具有可持续性。

两个标准对公共政策分别具有不同的含义。一个通过了社会成本和福利测试的投资项目（因为它会增进当前的V），可能会导致在未来的某一时间V的下降。所以，为提高经济效率而对标准的公共政策进行的修补，例如明确财产权、形成外部性等等，并不能保证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按照现值最大化标准，如果当前消费水平高于在当前跨期福利V最大化条件下沿着消费路径所应当产生的消费水平，那么就可以说当前的消费是过度的。没有人能够严肃地指出在现实经济中的当前消费的最优水平。然而，理论研究却可以弄清那些造成当前消费在可预测的方向上与最优消费水平产生差异的因素。相关的理论问题包括：投资的市场回报率和社会最优利息率之间的关系，同期商品的市场价格和这些商品的社会成本之间的关系。

可以做如下表示，如果跨期社会福利的表现形式是我们已经假定的V，消费的社会利息率r在等式r=δ+ηg中给出，这里的δ代表社会纯时间偏好率，η代表边际（社会）效用弹性，g为总消费的增长率。参数δ反映我们所知道的消费渴望的程度。等式中的第二部分，η乘以g，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解释。人们可以把η看成是用于解释这样一个事实，既未来的人们将有更高的收入，他们的消费水平也将提高，而他们消费的边际效用将会较低。同时，η不仅能反映某个个人的正在减少的消费边际效用，它还可以被解释为各代人对消费平等的一种社会偏好。所以，这个函数可以被近似地看作社会纯时间偏好率δ。

i是否会超过r？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个问题不能仅靠对现象的观察来回答，因为δ和η的选择是内在的价值判断，是主观判断的问题。然而确实存在一种可以把这种主观判断和客观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种“典型的”个人偏好可以指导人们对δ和η的选择，特别是它还明确了社会纯时间偏好率δ。然而有关这种方法的假说明显有待争论，但是看起来值得考虑“典型的”个人偏好和社会纯时间偏好对i和r的关系的影响，进而对消费水平的影响。

许多研究认为关于效用折现率的典型的个人偏好将不会在市场上被公开反映出来。一个原因是因为市场外部性的存在，使作为通行的社会意识并为许多人所证实的效用折现率比来自于市场交易的时间偏好率低。许多年以前，拉姆塞、庇古和哈罗德坚持认为唯一的在道德上无可非议的δ值为零。索洛这样认为：“我们应该把社会纯时间偏好率定为零。”另一种不太极端的观点认为，即使我们不把δ当作零来对待，个人还是会从后代的福利中获得正面的外部性（在市场之外）。还有一种综合考虑了投资的市场回报率和后代的外部性的观点也要求δ值的水平较低，其范围每年在0-0.5%之间。

在对r的计算中，其他部分ηg应该怎样理解呢？如果我们再一次把人们的选择以典型的个人偏好为基础，那么，η应该反映消费边际效用的平均个人弹性。η值与σ，即跨期消费替代弹性相关：η=-（σ-1）/σ。在霍尔的时间序列中对σ的估计认为，η的合理值可能在2-4之间。如果我们假设人均消费增长率（g）为每年1.5%，那么ηg的数值为每年在3到6%之间。所以，基于上述考虑可以直接提出r值每年在3到6.5% 范围内。

如何将这个值和投资的市场回报率i进行比较？首先我们需要选择一个恰当的市场利息率来作为参照，但是不同种证券的回报率有很大差异。美国私人资本的实际回报率是7%；1970-2000年间的权益回报率是7.4%；而同期国库券的回报率仅为1.6%。我们需要将消费的社会利息率r和一种无风险的投资回报率进行比较。如果我们把国库券当作是一种无风险的资产，那么，可以说市场利息率与我们在前面计算所得出的r值看起来处于同样的低水平，甚至比r值更低。所以，这一粗略的比较对消费过度的观点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另外两个造成投资的市场回报率可能高于消费的社会利息率的因素，是市场的不完全性和资本税制度。由于市场缺乏完善的风险承担功能，也就是说风险不能合理地分担，导致投资回报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如果风险不能够更加有效地被分担，资本持有者会减少投资。储蓄率也会随之下降。缺乏完善的分担机制会促使过度消费的产生。

同样，资本收入税使私人资本回报率低于社会回报率，这样就不会鼓励储蓄行为而促使过度消费的产生。当然，资本收入税的正常影响取决于社会中其他税种和生产消费品的各种投入要素的价格水平。向劳动力征税将会不鼓励劳动力供给同时还会减少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使当前消费水平达不到最优状态，这里还不考虑资本税的影响。而且，当前消费水平主要取决于用于生产消费品的投入要素的价格。对自然资源的定价显得尤为重要，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文进行讨论。

有些自然资源本身就是消费品，还有些自然资源是在生产消费品过程中直接或间接的投入要素，在许多情况下自然资源兼具以上双重功能。对自然资源定价过低使消费品的价格低于其社会成本。这种低定价也改变了不同消费品的相对价格，导致消费组合缺乏效率，即相对于其他商品的消费而言，出现了的太多的资源密集型商品的消费。所以，当自然资源投入要素的定价低于其社会成本时，消费的整体水平和组成都会受到影响，最终导致对自然资源过度的使用。

对自然资源定价过低可能由于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不安全的财产权或缺乏财产权确立机制会导致对资源过度和迅速的掠夺，如果这种掠夺不需要事先进行太大的投资。第二，对自然资源定价过低可能由于市场不能成功地和与使用自然资源相关的外部性融合。关于外部性的例子诸如，由于使用矿物燃料而带来的各种破坏作用，某些生态系统功能如洪水控制、水过滤等功能的丧失，以及当湿地被排干用于耕地后造成的居住环境的恶化等。

第三，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定价过低还可能是由于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1992年的世界银行发展报告考察了32个发展中国家的矿物燃料、电和水的价格。除了三个国家，其他所有国家的政府补贴都造成了价格低于成本的情况，即使在不考虑潜在的外部性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同时，按照国际能源机构的估计，在印度、中国和俄罗斯联邦，完全的成本定价能够分别减少能源消耗量的7%，9%和16%。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中，大多数偏离了社会成本的定价可以归因于政府对能源的补贴。要了解关于全球环境和自然资源使用的全球总补贴的估算，请见迈尔斯和肯特（2000）的文章。

OPEC对世界石油市场所起的作用是调整上述存在的问题，它可以间接地提高全球石油价格水平使之达到或超过其社会成本。然而，对于目前全球石油价格水平是否高于或低于其社会成本还没有达成明确的共识。此外，石油定价可能还不是自然资源定价偏低的典型例子。

自然资源投入要素定价过低也会降低投资品的价格。如果这种自然资源低定价现象在投资品中显得尤为突出，这会促使投资与消费的比率提高。这与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密切相关，因为自然资源低定价是一个更基础性的问题。如果用于投资品生产的自然资源定价过低，那么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将会过快。制造资本的积累率有可能高于或低于最优积累率，但纯投资，也就是总投资，其中包括自然资本存量的变化，有可能会因为对自然资源定价过低和对这些资源的过度的迅速消耗而变得不足。

消费中的相互依赖现象也会造成消费品的价格低于其社会成本。以凡勃伦和杜森伯里的观点为基础，已经有少量的但还在增多的实证研究显示，一个人对幸福的感觉不仅以他个人的消费为基础，而且还与他的“参照人群”中其他人的消费相关。如果其他人的消费相比较而言提高了，那么这个人就会感到自己的幸福受了损失，因为现在这个人的相对消费下降了。消费中的这种相互依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外部性，它会促使个体更加努力地工作并消费更多，以赶上他们的邻居。这种行为对个人来讲是理性的，但是对集体而言则是次优的。库珀、加西亚·佩尼罗萨和芬克等人已经做出了与上述观点一致的成熟的“增长模型”。

然而，消费的相互依赖性并不必然引起过度消费。假设“相对消费效应”不仅在当前消费行为中起作用，而且还适用于未来消费行为（包括休闲、睡眠等），那么，即使现在更加努力地工作和更多地消费会改善一个人的当前相对消费状况，但会使他当前的相对休闲 “消费”和他未来的相对消费变得更遭！所以，消费中的相互依赖性对人们幸福感产生作用的倾向取决于来自各方面的影响力度。如果相对消费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是均衡的，而且对目前和未来的相对消费和相对休闲的作用是均等的，那么它就对当前的行为没有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相对消费对一个人幸福感的影响就像一揽子税收一样，它在不改变人们劳动资源配置或收入水平的情况下就可以降低一个人的幸福感。

我们已经明确了一些影响消费行为的因素，而且已经说明了这些因素可以使我们根据现值最大化标准来判断消费是否过度。有些因素，例如，风险不能合理分担、征收资本收入税以及对自然资源定价过低等，都会导致过度消费的产生。在这些因素中，自然资源定价过低因为最具透明度从而引起了我们更多的关注。

如上文所述，在时点t上的纯投资等于在时点t上的资本存量变化的价值总和，这也是纯财富在固定账面价格上的变化。这些资产包括制造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知识积累。在这一部分中，我们通过对纯投资的估算和研究，来判断不同的国家是否分别满足了可持续性的要求。在下一部分中，我们将把人口变化和技术变化的因素也纳入分析框架。

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把它们的研究目标集中在衡量不同国家纯投资水平的领域。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世界银行的柯克·汉密尔顿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汉密尔顿和克莱门斯提出了对1998年几乎所有国家的纯投资水平的估算。他们首先把对人力资本的净投资加入现有国家层面的对制造资本的估算中，来估算纯投资。然后他们又考虑了在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本方面减少资本投资的因素，对估算的纯投资的结果进行了调整。

为了估算制造资本的积累，汉密尔顿和克莱门斯采纳了用于计算净国民储蓄的数字。他们用教育支出来估算人力资本的积累。在计算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本减少资本投资的情况时，他们考虑了商用森林、石油和矿物质存量的净变化以及涉及二氧化碳含量的空气质量等因素。

这里我们也从汉密尔顿和克莱门斯的方法入手，来评价所选择的国家和地区是否满足了可持续性标准。但我们没有像他们那样只计算某一年的数字，而是用世界银行网站公布的世界发展指标的年数据计算了过去30年的年均值。估算的结果见表1。这个表包括贫穷国家（中国，印度次大陆的国家和附属撒哈拉非洲地区的国家），石油输出国（中东和北非地区）和工业化国家（美国和英国）。

在中东/北非和附属撒哈拉非洲地区，纯投资和标准指标即国内净投资之间的差异特别明显。在这些地区，对自然资源的损耗大于对制造资本积累（在国内净投资中反映出来的）所做的补偿。而美国和英国，估算的纯投资高于国内净投资，因为在这两个国家人力资本价值的增长超过了对自然资源价值的损耗。

这些数字反映了V的基本变化情况。我们还将简略地研究一下考虑了技术和人口因素的变化后情况将会如何。但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在对纯投资的估算中存在的潜在倾向性。第一，正如汉密尔顿和克莱门斯所强调的那样，在计算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不能获得有关国民账户的全面数据。有许多重要的（而且是正在减少的）自然资源的存量的数据找不到，至少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提供这些数据。在汉密尔顿和克莱门斯的研究中，就没有考虑下述自然资源因素，如水资源、可以分解碳元素的森林、鱼类、空气和水污染物、土地和生物多样性，等等。所以在他们的计算中可以说是遗漏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

第三，这些估算只考虑了非常普遍的资本类型。在总量计算中，我们可能会遗漏造成资源替换可能性限制的瓶颈。在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乡村，例如，当水井枯竭和林场退化时，经常找不到可用于替换的其他资源。总量计算很容易遗漏这些细节并低估地区性的资源的价格。

第四，在上述计算中，对环境资本减少资本投资的计算只是用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造成的损失的数据进行的，在计算中假设一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导致环境资本的损失为20美元（美国）。但还应考虑到新出现的制造资本会带来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损失会进一步加剧，所以制造资本的投资价值还应该向下调整。而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汉密尔顿和克莱门斯的计算方法却忽视了这个因素。这种计算方法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它隐含着将二氧化碳排放所带来的损失与排放的国家简单地进行联系的含义，而实际上由某一个国家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会对全球范围的气候产生影响。

除上述考虑外另一个因素的影响也是模糊不清的。即用于计算人力资本增长的教育费用。在这里忽略了由于疾病、死亡或退休而造成的人力资本的贬值，所以可以说这种计算夸大了人力资本的增长。此外，这种计算方法还忽略了在正规教育之外的从其他渠道获得技能的情况。同时，人力资本生产率的提高还有赖于对健康和营养的支出。上述因素都会降低人力资本的投资价值。

表1中有关纯投资的数据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它没有考虑人口或技术因素的变化。如果人口增长太快，那么即使纯投资为正值，长期人均生产性基础也会降低。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增长的因素就会使情况变得更加乐观。在下文中，我们将扩展实证评估所考虑的相关因素，考察人口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表2的第一列重复了表1最后一列的数字，即对1970-2000年期间平均纯投资占GDP的比重的估算。第二列是对纯财富增长率的未经调整的初步估算。我们用假定的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有待讨论的DGP/财富的比率，也就是推测的的跨越30年时间的平均DGP/财富的比率乘以第一列的数字得到本列数据。一直以来官方对GDP和财富之间比率的估算每年在0.2-0.3之间。但是，在国民账户的计算中，像人力资本和多种自然资本等许多固定资产被遗漏了。为了弥补这种缺漏，表2将贫穷及富油国家和地区的GDP/财富的比率定为每年0.15，将于工业化国家的这一指标定为每年0.2。这里我们用W代表人均纯财富。我们从纯财富增长率中抽出了人口增长率（第三列）的因素从而得到W的增长率（第四列）。

第四列的数字反映的是没有考虑技术变化的人均纯财富的变化。而第六列则是考虑了技术变化因素的人均纯财富的变化情况，技术变化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衡量。第五列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索洛残差）增长率的估算，与克伦诺和罗德里格斯·克莱尔报告中的1970-2000年的数据相同。对于中东/北非和附属撒哈拉非洲地区，我们把GDP当作权重，通过对这些地区中的每个国家的平均权重的估算得到索洛残差。关于中国的情况我们使用了柯林斯和博斯沃思对具有可比性时期的估算，因为克伦诺和罗德里格斯·克莱尔没有提供对这个国家的估算数据。在表2中只有中东/北非地区的索洛残差为负值。

以第五列的数字为基础，我们进一步得到了考虑了技术变化影响的人均纯财富变化的估算值。较早时期的数据使用了近似值。计算公式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各种资本集合中表现出来的对增进跨期社会福利的贡献，也就是在V/（P_kK）中表现出来的对增进跨期社会福利的贡献用γ/α^*表示，这里γ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α^*是与所有资本（制造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相关的产出弹性。在总生产函数中，α^*可以被计算为各种资本的指数之和。如果能够从包括自然资本的生产函数中得出α^*值则较为理想。但是我们找不到这一数据。我们使用的是克伦诺和罗德里格斯·克莱尔估算的只包括人力资本和制造的资本的总生产函数。在他们的估算中，这两种资本的指数分别是0.3和0.28。这说明α^*=0.58，并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调整值是1.72乘以表2中第五列的数值。用这个结果加上第四列的数值得到第六列的数据，即我们估算的调整后的W增长率（人均纯财富）考虑了全要素生产率因素的增长。

这种调整可能会夸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有两个原因。第一，由于忽略了自然资本造成对α^*的估算偏低，所以对全要素生产率调整的程度即γ/α^*偏大。假设在真正的总生产函数中，自然资本的份额或指数是10%，那么人力资本和可再生资本的份额就会比上述计算中使用的份额低10%。在这种情况下，α^*将是0.62，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调整值就是1.61（而不是1.72）乘以第五列的数值了。而且，正如前面提到的，由于在生产函数中忽略了自然资本所以对γ的估计也会有误差，误差的程度取决于自然资源消耗增长率和总产出增长率之间的差异。我们发现在过去三十年中，能源消耗率增长（自然资源消耗的典型代表）已经超过了GDP的增长率，这说明对γ的估算偏大。所以说，我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错误地估算了γ和α^*值，那么技术进步的作用也被夸大了。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希望能够计算出关于调整因素γ/α^*的更精确的数值。但在本文中我们使用的还是在表2中出现的直接来自在克伦诺和罗德里格斯·克莱尔的研究报告中的数据，这是现有的最令人满意的估算值。

在表2中出现的（相对直觉的）估算数值说明世界上某些贫穷国家和一些石油输出国和地区没有满足可持续性原则。因为在考虑了人口增长因素后，对纯财富增长率的初步估算（第二列）和对人均纯财富增长率的初步估算（第四列）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第六列的数据，即考虑了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因素后的人均财富增长率，与最初意义上的纯投资数据也有很大差距。

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和尼泊尔的W增长率为正值。但在附属撒哈拉非洲和中东/北非地区，估算的人均纯财富增长率为负值。在附属撒哈拉非洲地区，每年纯财富的减少幅度为2.6%，在大约每25年中，普通人的贫困程度会加深到原来的2倍。在附属撒哈拉非洲地区肆虐的疾病经常会见诸于当今的报纸和杂志上，但是在这些报道中并不把这种现象看作是人们健康状况的恶化。

在中东/北非地区，考虑了技术进步因素后，估计人均纯财富正在以每年3.8%的速度下降。由于这一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负值（-0.23%），所以，技术进步因素会加重人均纯财富的下降程度。这里值得提出的是，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率的估算值与能源消耗量密切相关。如果采用另外一种方法对未来能源的价格进行预测，那么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目前对中东/北非地区的评价，也会影响对这一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在对中东/北非地区情况的估算中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中国的情况与刚才谈到的国家有很大不同。未经调整的人均纯财富增长率明显是正值，大约为2.1%。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估算值（3.6%）与我们分析过的其他国家相比是较高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国家的W增长率。但中国的数字可能存在偏高的倾向：因为对纯投资的估算没有考虑土地侵蚀和城市污染状况，而专家们认为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如何将人均财富的变化与衡量经济发展的通用指标的变化进行比较呢？表2的最右一列是对1970-2000年期间人均GDP变化的估算值。在全部所列国家中（除了中国）人均GDP的增长率都大大高于人均纯财富增长率的估算值。中东/北非地区，人均GDP的增长率为正值，而人均纯财富在减少。如果我们用人均GDP的增长来评估长期经济发展的潜力，那么所有这些国家（除了中国）明显都是脱离健康发展轨道的。

人们可能会从表2得出结论认为有些贫穷国家正在“过度消费。”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在许多贫困国家，资本品和消费品的生产是非常缺乏效率的，同时这些国家的纯投资水平和消费水平也很低，它们并没有过度消费。在这些国家中，简单地扩大用于资本品生产的要素的投入份额并不能保证必然带来令人满意的生活质量。实际上，如果把产出中的更大份额用于投资，将会进一步减少已经处于极低水平的人均消费，从而给它们带来巨大的灾难。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可持续性问题只是生产缺乏效率和生产率偏低这些更严重问题中的一部分，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可用于解释为什么在这些国家中的纯投资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是偏低的。

人们可能会被误导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在富裕国家中不存在过度消费。但重要的是应该指出，反映不同国家人均财富变化的数字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富裕国家取得的“成功”可能是部分地基于较贫穷国家的“失败”。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由于产权不清晰或不受保护，造成自然资本在市场上的定价常常偏低，。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自然资本的使用甚至是免费的。达斯古普塔和奇奇尔尼斯基曾经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并指出，出口以资源为基础的产品的国家（它们通常是最贫穷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补贴了那些进口这些产品的国家（它们通常是最富裕的国家）的消费。这种隐含的补贴有助于扩大富裕国家的人均财富，同时降低出口以资源为基础的产品的较贫穷国家的人均财富增长率。富裕国家的较高消费水平可能促使贫穷国家的资源出现过度的退化，这会损害较贫穷国家的福利状况。在现行的对人均财富变化的计量中，这种由富裕国家的消费所带来的具有负面影响的副产品并没有被考虑进去。

在对W增长的估算中，我们使用的一个重要的参数是GDP和财富的比率。这一参数被用于将纯投资转换为纯财富的增长率（未经调整的）。表3反映了我们对这一比率估算结果的敏感度。中间一列重复的是表2中的人均财富年增长率。表中左边一列和右边一列分别代表GDP和财富比率处于较低水平和较高水平时的各个国家这一指标的敏感度。对于那些纯投资为正值的国家，这一比率较低说明这些国家的财富在初期处于较高水平；如果纯投资水平是一定的，说明调整后的人均纯财富增长率较低。对于那些纯投资为负值的地区（附属撒哈拉非洲和中东/北非地区），较低的数值说明纯财富增长率较高。假设的GDP与财富比率估算结果看起来对这一参数相当敏感。当产出和财富的比率为0.1时，在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和美国，估算的W增长率变成了负值。

由于在计算中使用的基本数据和其他参数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根据假设的各国GDP与财富比率估算的结果对这一参数敏感度的分析所作出的结论肯定是值得商榷的。但是即使不考虑数据的不确定性这一因素，人均纯财富的变化这个指标也会使我们想象到一个异常冋异的而且是非常惨淡的贫穷国家的图景，这与用人均GDP变化的指标进行考察所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

在上文中我们根据两个标准评价了消费水平，即效用折现值（当前价值最大化原则）和跨期社会福利的保持和改进（可持续性原则）。虽然使用的证据远远不能作为得出结论的依据，但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消费在产出中的份额高于现值最大化标准所规定的份额的情况。我们还找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不能满足可持续性原则的原因：因为它们对人力资本和制造资本的投资不足以抵消对自然资本的消耗。投资领域中存在的这一问题在一些最贫穷国家中显得尤为突出。

我们要强调的是贫穷国家投资不足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消费过度。在世界上许多最贫困的国家中，生产率和实际收入水平都很低，消费和投资也都不足：当前的消费不能给当前这一代人带来像样的生活状况，而当前的投资也不能保证后代会享有更高的（或者即使是相同的）生活水准。

我们所做的这一研究和以前所有的研究成果只是对纯投资或纯财富在某一时点上的估算。由于估算中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所以即使对纯投资或纯财富的估算在某一时点上是正值，在其他时点上纯投资是负值的可能性仍然很大。研究中存在的不确定性需要我们在做结论时要格外地慎重。

生物物理反应的非线性特征与不确定性一样需要我们加以关注。会给自然资本带来损失的生物物理反应具有高度的非线性特征：这些反应在一定阶段可能影响不大，而一旦达到一定程度后，这种反应的影响就会变得难以控制。生物物理反应在经过某些阶段后会发生变异，这时自然体系的特点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例如，清澈新鲜的浅水湖可以在基本不带来任何负作用的情况下吸收少量的磷。然而，如果大量的磷通过污水排放或从耕地中流失后注入湖水中，水中就会有出现过量的藻类繁殖，这时湖底的阳光照射不足，原来在湖底生长的绿色植物就会死亡。所造成的后果是，湖底的沉淀物因为含有从死去的藻类中释放出来的磷而缺乏稳定性，磷将会从湖底被释放出来。外界排放到湖水中的磷越多，湖底堆积的磷就越多。这种客观存在的生物物理反应将带来湖内生态环境的失常，或者使从清澈的湖水“变异”为浑浊的湖水。生态学家和环境经济学家最近已经对种生态系统中的动态演变做了研究，并且发现这种生态环境的失常现象最短可以在一个月内就发生一次。另一种由某种特殊气候引起的可能发生的变异，是温室气体的增多可能会逆转太平洋洋流的流向，这种作用正在使欧洲变暖。在有关古气候的历史中记载这种洋流逆转的现象曾经是经常发生的。

生态系统动态变化的非线性特征说明降低生态系统的风险可以减少自然资本的损失。如果我们只取自然资本损失带来的影响的中间值，而不考虑由自然资本损失带来的全部潜在的后果的话，那么所得出的相应的自然资本影子价格的中间值可能就偏低了。所以，纯投资或人均纯财富变化的实际价值可能低于我们仅用处于中间值的参数估算得出的价值水平。如果再考虑风险厌恶的因素，那么这些估算值还会进一步降低。

关于不同的国家是否都在满足可持续性原则的问题可能还没有定论，而且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是否需要强有力的公共政策来支持有效的消费行为和进行投资选择。但政府的宏观调控、税收或确立更清晰和安全的财产权等公共政策，确实能够促使自然和环境资源的价格更接近于它们的社会成本。这些政策还有助于防止资源的过度消耗并促进纯投资水平的提高。上述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以用当前投资是否为正值这一标准来判断。虽然理论认为即使推行那些能够满足福利与成本检验的公共政策也未必能使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但至少这些政策与可持续性之间不存在必然的矛盾。实际上，我们的研究对政策制定的意义，特别是对那些与自然资源或美好环境定价偏低相关方面的政策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改进与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相关的各方面状况。当我们关注中国的沙漠化、塞内加尔的水污染和海地的森林损耗等现象时，可以想象明晰产权或提高自然资源价格等公共政策至少不会使后代的生活状况变得更糟。

除了制定适当的公共政策外，我们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以明确当前的消费在哪些领域对可持续性造成了威胁，并量化这些威胁有可能带来的潜在的损失。此外，我们还需要研究出更好的用于量化自然资本损失的指标，以及用于衡量资本之间相互替代可能性的参数。

进一步地说，为了完成对纯财富变化的相对简化的分析计算，我们将更多地使用非累计的数字化增长模型。这些模型可以说明不同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各自发挥其功能的详细情况。我们目前对纯财富的估算主要使用的是由其影子价格决定的价值，而这些影子价格几乎没有实证基础。数字增长模型可以用于预测经济增长路径并考察这些路径与资本存量变化之间的敏感度。所以，用数字增长模型可以对某些重要的影子价格进行更准确的评估。我们掌握的分析手段越多，越有助于降低在计算中出现的纯财富变化的不确定性，它还有助于我们澄清当前的消费水平将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损害我们后代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