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论者与巩固论者的观念旅程：何时能到东欧？---《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社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对政体更迭的转型论与巩固论的内涵进行了剖析和比较。在此基础上，文章从转型的起点和旧制度的崩溃等四个方面重点分析了东欧国家在政体转型中的特征，这些国家政体的转型是迅速的、非暴力和确定的，但其政权的巩固过程却是漫长的、冲突不断和不确定的。文章最后指出，基于拉美和南欧经验的转型论和巩固论基本上适用于东欧国家。

政治生活当中的这种“巨变”，曾经伴随着（多少有点姗姗来迟）这两门准科学（proto-science）的渐进的、不太显眼的发展：转型论（transitology）和巩固论（consolidology）。研究它们的学者认为，把这些刚开始形成的学科分支与一些普遍适用的设想、概念或假说一起加以应用，就不仅可以解释也有希望帮助指引从专制政体走向民主政体的道路。转型论者起初得出的那些“试探性结论”，仅仅只是他们从相对类似的文化区域内——东欧和拉丁美洲——所发生的为数不多的事例中得出的。随着转型事例的数量增加，随着民主化过程向其他文化区域扩展，这两门学科分支的创始者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不得不面对一个“概念延伸”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把他们提出的主张和设想应用于他们起初从未想到过的民族和地域。研究前苏联和东欧政治的北美专家，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专家都更加反对他们这些伪科学的主张。因此，本文的副标题就是为了引起这样一种思考：他们在带着这些所谓的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概念走向东欧的旅途中是否会安然无恙？

如果要为转型论挑选一位创始人或守护神，那就应该是尼科洛·马基雅弗利(Niccoló Machiavelli)。因为这个“老谋深算的佛罗伦萨人”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理论家，他不仅把各种政治结果看作人类集体行动所带来的人为的、偶然的产物，而且认识到了政权更迭的特殊问题及动力。虽然他被反向的更迭——从共和政体到“君主”政体——所迷惑，但他的基本见解仍然是站得住脚的。

不仅如此，他还提醒说，这门学科能够发挥的作用也许是有限的。据他估计，在“雌性时代”（female times），也就是在政治事件的参与者反复无常地、不道德地行事，而让他们共同受益的规则却又缺乏的时期，只有50％的政治事件是可以理解的，另外50％的政治事件则在命运女神的掌控之下，是无法预知的事件。

巩固论者却没有这样的守护神。巩固论所反映出来的，就是一些政治学家更倾向于强调政权的稳定性。至少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后，理论家们就开始寻找理由，以解释为什么各种稳定的威权模式和特权模式——在各种事件的包罗万象的表面之下——能够延续下去。对于各种政治体制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我复制的问题，这些理论家以及他们的经验主义助手，很少首先将注意力明确地集中于思考是哪些选择和过程——严格地说，这应该是巩固论真正的研究范围——才导致了这种自我复制，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积累了相当多的论述。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政治科学在面对阶级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分化、南北局势的紧张等的过程中一直受“民主的稳定性”问题的困扰，似乎并不过分。

因此，巩固论者可以利用很多“正统的”的理论假设和“精心组织的”经验材料。但是，如果他们以前曾经接触过转型理论的话，那就必须做出一些重大的、因人而异的、专业化的调整。民主政治的巩固向政治参与者以及那些想要（往往是反思性地）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的人，提出了一些特殊的问题。民主政治的巩固并非只是从威权统治转型过来的延伸。这种巩固使各种各样的参与者、行为、过程、价值观、资源都卷入其中。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某一政体“转向”巩固的时候所有东西都会发生变化。许许多多的个人和集体并不会有什么变化，但他们将会面对不同的问题，做出不同的打算，并以不同的方式采取行动。

这就使人们想到了政权更迭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与人们试图用来解释这些阶段的伪科学之间有可能存在的矛盾。那些最有利于降低和控制转型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有利条件”，也许会转变为能够使政权巩固变得更加困难的“限制条件”。政治内容的转变似乎有这样一种倾向：对那些以前曾对专制制度的灭亡起过重要作用的参与者来说，它会降低他们的重要性；而对于那些在专制制度的灭亡或转型的早期阶段由于自身的谨慎或无能而不得不边缘化的人来说，它却会提升他们的作用。

那些从转型论者变成巩固论者的人，必须使自己在认识上发生转变，这样才能与参与者本人在行为上的转变相一致。在政体转型的早期阶段，各种变化异常迅速，人们面对的风险很高，各种利益关系处于变动之中，人们的策略反应也漂移不定；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有点夸张的“政治因果论”（political causality）趋于占据主流。一些参与者认为他们参与的是一场“运动战”，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可以做出各种戏剧性的选择，而战争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他们的这些选择。他们发现，要使自己的事前（ex ante）选择得到各个阶层、部门、组织或群体的支持，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这些集体似乎要么就是四分五裂，要么就是犹豫不决。而一旦度过了开始阶段的危急关头，有一些参与者就会“躲进战壕”。如果运气好的话，人们也有可能迫使他们更有预见性地组织起自己的内部结构，更经常地征询其支持者的意见，更充分地调动他们的资源基底，并且更认真地考虑他们的行动的长期后果。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因材料缺乏和陈规旧习——它们绝大多数都没有随着旧体制的垮台而改变——而造成的强大阻力。

巩固论者必须从对那种特别能让人兴奋的“政治诱因”形式的思考中解脱出来，在这种形式中，总是那些无法预料且颇具勇气的个人独自去冒险，并做出一些尚无先例的选择；他们应该转向研究一种更加固定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形式，这种形式不仅受到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长期存在的文化分裂和伦理分裂、持久的地位冲突和国际对抗的限制，而且其中充斥着越来越职业化的、充当更加具有可预见性、风险更小的角色的政客。为了摆脱那种盲目的兴奋，并不再低估从威权政体转型过来的难度，巩固论者必须向着更加朴实的路线进行调整，并对已巩固的民主政体作出高度的估计。

这种初步的、有可能虚假的科学，其实践者可以信心满满地从以前的学术研究中找到依据，对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哪怕在我们弄清楚下述问题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参与者的行为如何才能变得更可预期；如何才能使民主政体的各种规则被双方接受；权力与影响力之间的交互作用形式怎样才能变得更加稳定？在当今世界，巩固论者的学徒们还要解决两个特殊的问题：

研究转型论和巩固论的新手，曾经有一种这样的倾向，即从“帝国野心”（imperial intent）的角度来看待苏联的内部崩溃以及东欧的政权更迭。这些国家的政权更迭似乎提供了一个诱人的机会，使他们能够把对这些国家的研究与那些比较理论家们得出的一般结论（在长期的意义上）统一起来。的确，通过把后共产主义政体添加到已经拓展得非常广泛的案例基础之上，转型论者和巩固论者甚至还有可能把一整套强有力的社会统计学工具应用于当代民主化研究。因为，在各种变量尚未大于案例数量的情况下，他们就能够对这个等式加以摆弄，并对他们从已经与原来十分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中得出的试探性结论加以验证。

因此毫不奇怪，这个地区的专家们在强调这些案例在文化、意识形态和民族方面的特殊性时，尤其是在强调与威权式旧制度相对而言的极权式旧制度所遗留下来的特殊历史遗产时，就会作出不同的反应。一些过去的苏联问题专家反对“无文化推论”（acultural extrapolation），因此有可能阻止所有的转型论者把他们的国家（现在它们的数量更多、更不相同，其行为的独立程度更高）仅仅还原为散图中的某个点圈或者表格中的某个频数。从以往的转型中所吸取的、并且如今造成政体巩固困难的那些经验或概括，因此都应该予以否定。例如说，如果有人想要理解前列宁主义制度（ex-leninist）或前斯大林主义制度(ex-stalinist)最终所走的政治轨道，他就必须发明和应用一些与政权更迭有关的“新科学”。

在本文中，我不打算就这样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全面讨论。我最初的假设是：倘若事件或过程能够满足某种概念化的要求，那么，在东欧或前苏联发生的事件或过程就应该被看作是与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件或过程没有什么不同，至少刚开始的时候应如此。不仅如此，还应该把它们看作是1974年从葡萄牙开始的、尚未完全耗尽其能量或退回到专制制度的“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因此，所有这些政权更迭的案例——不管它们在地缘政治上的位置或文化上的背景如何——都应该被看作是同一个扩散和因果交互过程的一部分。只有在努力完成这些结合、比对和分析之后（不是在此之前），才有可能得出下面这个问题的结论：当那些从先来者的经验中产生的概念和假定被应用于后来者的时候，究竟是应该认为这些概念和假定被“过度延伸”（overstretched），还是应该认为它们“查证不足”（underverified）。只有到这时，我们才能知道，世界不同的地区是否真的相互联系在一起，并受到同一股力量的推动。任何一个地区在文化、历史或制度环境上的独特性——如果这种独特性与对政权更迭的理解有关的话——都应该源自系统化的比较，而不应该被用作不进行比较的托辞。

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应该有意地否认世界上不同的地区存在着变动的因素。相反，如果能够敏锐地观察到东欧的不同之处的话，也许还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有用的方法，以纠正那些集中研究南欧和拉丁美洲的当代文献的不足。最重要的是，这也许还可以鼓励那些比较学者（comparativist）更多地关注一些变量——这些变量以前要么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例如比较稳定的民族认同或运转相对良好的市场机制；要么被人们认为是不太重要的而予以抛弃，例如外部力量的干预。我建议，在不作进一步说明的情况下列举各种最有可能无意中影响到东欧政权更迭的、与南欧不同的后果的参数条件。无疑，他们会令那些地区问题专家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所关注的是一般的／结构上的特征，而不是特殊的／文化或意识方面的特征。

转型的起点 在这里，首要的问题并不是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城市化水平等方面的“传统”差距。严格说来，它也不是专制制度的类型问题，例如极权制度以及已经垮台的“列宁主义”或“斯大林主义”。首先，在东欧国家以及绝大多数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出现的情形，与南欧和拉丁美洲国家以前所出现过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重叠的——当然，这是就人的技能、社会动员和生产力而言的。其次，这些政治体制绝大多数都已经退化成一些“偏好主义”（partialitarian）政体或专制主义政体，并没有完全偏离开控制着其南欧兄弟的那条道路。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是两个明显的例外，尽管人们有可能会把这两个国家存在的权力高度个人化与“苏丹主义”（sultani*）现象——例如索摩查（Somoza）统治下的尼加拉瓜、特鲁希略（Trujillo）统治下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斯特罗斯纳（Stroessner）统治下的巴拉圭——进行类比。但是，我们应该坦然承认，通过特殊的垄断方式使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结合成一架党国机器（party-state apparatus），这仍然是东欧与众不同的一个特征。

但是，最为惊人之处还在于社会工作框架的起点的不同，而这种框架则是因执行缩小阶级和部门差距、平衡物质报酬、消除财产关系上的分化的政策措施的结果。除了那些早期出现过“第二种经济”并在商业方面繁荣起来的地方（也就是匈牙利），整个东欧的社会体制在结构上都是非常“无定形的”；而且我们也很难想象，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均具有的特征，即党派和利益群体，如何才能形成，如何才能稳定它们各自的民心并为政体的全面巩固做出贡献。至少要等到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双重震荡导致阶级差距和部门差距更加明显、更加稳固，这些新民主政体的政治似乎才有可能得到其他一些更加难以控制的分裂力量（即种族性、地域性和个体性）的推动。

旧制度的崩溃 在旧体制崩溃的程度上，对比也是明显的。与南欧相比，东欧政权更迭的“事前征兆”更少，反对派统治的“事前准备”也更少；但一旦新的政府组成之后，以前的掌权者的地位就会迅速地、严重地衰落下去。不过，在改头换面的（也有可能是改组后的）共产党人在最初的“首次大选”中表现抢眼并作为一个团体占据了重要的行政职位的地方，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例外；但即使是这样，事实也证明它们没有能力实施有效的统治，并且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就会被别的力量所取代（例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就是这样）。根据我的估计，只有在罗马尼亚、蒙古、乌克兰、阿塞拜疆和塞尔维亚这几个国家，以前的共产党人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或者作为一个政党单独执政，或者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这与南欧以及拉丁美洲相比是有差异的，这些地方的新民主政权起初往往是由一些中间政党或右派政党所控制，而这些政党保留了旧政权的许多重要元素（和人），且事实上保留了一定的实力，如军队、警察或继续拥有干预决策过程、影响制度选择的重要权力。西班牙、巴西和智利也许是这种情况的最极端的体现，但几乎所有地方（葡萄牙除外，也许阿根廷也除外）的转型都是在旧体制的阴影下发生的。东欧人只有在他们以前的统治者确实已经退位的情况下，才能怀有（暂时地）建立新规则和新惯例的纯洁理想。

外部参与者的作用 在以前的文献中有一些更为自信的概括，其中之一强调，在决定政体转型的性质和进程方面，国家内部的各种势力和斗争与外来的影响和干预相比更加重要；但这似乎在暗示我们：在接下来的巩固阶段，后者将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种观点并不适用于东欧或中美洲。在苏联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中如果没有出现事先已经声明的、令人信赖的变化，那么，我们就不仅无法解释苏联政权更迭的时间，也无法解释这种更迭为什么会出现。在少数情况下，例如罗马尼亚和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甚至诸如戈尔巴乔夫之类的外来势力的积极干预似乎也是必要的。不仅如此，有更多的证据可以表明：在一个地区内部发生的政权更迭还具有“传染性”；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会在它的邻国触发并加速某种连锁反应。与南欧和拉丁美洲不同，东欧的政权更迭触发了其内部贸易的严重衰退，并导致华约土崩瓦解；而南欧和拉丁美洲的民主化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长期的贸易关系和国际合作。东欧的政权更迭还促使异常之多的西方顾问和倡导者——双边的和多边的——来填补这块真空。与在其他地方相比，这些外来的参与者给东欧政权巩固过程所强加的政治“制约”范围要大得多，他们把自己的特殊利益明目张胆地带入一些专门政策会议之中，甚至带入特定机构的选举之中。

转型的结果 在我看来，与转型后果的重要性相比，上述的所有差异都是无关紧要的。在南欧和拉丁美洲所发生的由专制政体走向民主政体的政权更迭事例中，没有一个能够完全孤立于其他有必要的社会、经济、军事和行政方面的转型而发生。不过，中美洲是一个例外，它往往能够应对那些随转型而来的多样化要求。在某些特别幸运的情况下，一些重大的结构性演变是在旧体制之下发生的。例如，这些转型绝大多数都“继承”了可接受的民族认同和国土疆界——尽管地方自治和区域自治的程度仍然是有争议的。在少数地方，武装力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非军事力量的控制，经济也进行了根本性的调整，从而具有了更大的国际竞争力。

在东欧各国，不仅这样的重大转型都摆上了集体行动和集体选择的议程，而且在它们当中占有优先权的威权能力也是十分之弱的。与南欧相比，它们要做的事情更多，并且似乎马上就必须完成。这里的标准词汇就是同步性（simultanity）和异步性(asynchrony)。它们必须在相同的时间框架内做出很多抉择，而它们那些无拘无束的交互活动似乎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并且通常是不希望出现的）结果。由于缺乏历史先例，使得他们难以在理论上断定首先应该考虑哪个方面的问题。是举行选举，还是组成临时政府？是草拟一份国家宪法，还是鼓励地方自治？是放松价格管制，还是控制财政赤字？是让国有企业私有化，还是允许集体协商？是创建一个资本市场，还是维持一种现实一点的汇率？这样的问题不胜枚举。即使“转型理论”确实能够在政治的严格范围内为人们提供一些普遍性的见解，但这些基本上无关痛痒的的、给定的、同时发生而不是顺次发生的风险，给主要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和民族制度、军事制度提出了变革的要求。例如，我们大体上知道，组建临时政府可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在国家的政党体系的框架尚未明确之前更是如此；但是，在必须要阻止一场你死我活的民族冲突的时候（例如捷克斯洛伐克曾经出现的情况），又该如何呢？现在回过头来看，在举行全国性的选举之前，就先在加盟共和国的水平上启动（或者说是容忍）选举，这对戈尔巴乔夫来说也许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全国性的选举本来能够合法地确立他自己的地位，并利用这种地位合法地确立由地方当局联合组成的全联盟框架。但是，这也可能反映了那时候苏联共产党内部以及各种军事力量之间的内在联系。

有一点已变得很清楚：如果在转型之前没有就压倒性的民族认同和国土疆界达成共识，要想把这种体制从长期变化无常的转型过程推向一条相对平静的（并且是单调沉闷的）巩固道路，是很难的或者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在丹克瓦特·罗斯托（Dankwart Rustow）的经典之作中就已经被观察到了，而且现在的大部分转型著作从一开始也意识到了。由于这一原因，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转型过程经历了迥然不同的次序，而我们也不难想象，它们所有的“后继的共和国”也会受同样的法则所摆布。

在上文中我们讨论了四个方面的差异，并且认识到它们当中的某些国家确实存在着重大的地区差异；不过，我还是认为，转型论者和巩固论者在把他们的视角从自己非常熟悉的南欧转向他们更加陌生的（而且也许不是很欢迎他们的）东欧的时候，还是应该坚持他们最初的方法上的假定。从观念和理论上来说，后来的那些政权更迭情形可以看作是等同于那些在它们之前所发生的情形。不仅如此，我们甚至还可以期望它们所面对的结果也是一样的——哪怕它们获得某个特殊结果的概率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们的更加幸运的前例所决定的。

我的直觉是，东欧所发生的政权更迭也许会陷入这样一种悖论：它们的转型是（令人惊讶地）迅速的、非暴力的和确定无疑的，也就是说，新的参与者不必使用物质力量来驱赶他们的前任就可以获得权力，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地消除人们回到转型以前的状态的愿景；但他们的政权巩固过程却必定是漫长的、冲突不断的和不确定的。与在南欧和拉丁美洲所发生的绝大多数（但不是全部）政权更迭相比，它们在选择和套用“合适的”民主政体类型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将会更多。但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当中有一些将会回归到某种有别于以前所采用过的、其他的专制政体，也不是说它们将试图建立一种既非完全专制（dictablanda）也非完全民主（democradura）的混合形式的政体。对它们来说，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似乎就是一种长时间延续的“未加巩固的民主政体”——如果要找个原因的话，那只是由于它们对欧盟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依附将会使它们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委身于最简单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