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社

内容提要：支持者和批评者都认为基于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争论的焦点已不再是华盛顿共识要不要存续，而是有什么可以来代替它的问题。世界银行于2005年发表的报告《1990年代的经济增长：十年改革之得失》是一份重要的文件，它论述了发展政策社群这一思想近年来发生改变的程度，以及一些其他的观点，例如有些沉迷于大规模的制度改革，还有些对国外援助抱有期望。在这些观点中进行明智的分类需要一个明确的诊断方法，这种方法认为增长中的一揽子约束条件会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目睹压垮了穷国的一份份无止境的政策清单，任何一个训练有素且善意的经济学家都会出于职业本性而谏言献策：使宏观经济保持稳定有序，让国家从经济活动中脱离出来，给市场以自由的缰绳。“稳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一时间变成了在发展中国家发迹的一代专家政治论者和接受他们建议的政治领导者们的祈祷文。

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于1990年提出的著名的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掀起了一股改革浪潮，它彻底改变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前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类似的市场巨变。拉丁美洲和东欧比经济史上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更多地推行了私有化、减少了规制，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虽然政府的信任度不高，行动也较为迟缓，但是却实施了大规模的新政策：解散国家经销管理局，降低通货膨胀，实行贸易开放，并着手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

与威廉姆森最初的设想相比，这些国家的改革劲头已经超越了界限。特别是金融自由化和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开放比威廉姆森在1980年代末的预期走得更远。尽管威廉姆森（2000）声明没有这种含义，但基于华盛顿共识的改革最终还是被理解为（至少是被批评家理解为）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即把“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强加给发展中国家。

大家一致赞同这种提法，即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甚至改革最热心的支持者们也承认，在拉丁美洲，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不仅成功例子罕见，而且19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也证明，对非洲大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也是不适当的。此时，改革的批评人士已经意识到他们的批评不无道理。尽管改革的支持者和怀疑者还有些不同的体会，但平心而论再也没有人相信华盛顿共识了。问题现在已经不再是华盛顿共识要不要存续，而是有什么可以用来代替它。

《1990年代的经济增长：十年改革之得失》（2005，以下简称世界银行报告）是对1990年代的经济状况进行的大量评论之一，而且可能是最为睿智的一份报告。实际上，这份报告表明，我们业已远离了最初的华盛顿共识。无人能够自信地断言，什么会起作用，什么没有作用，当然也没有现成的蓝图以供决策者们采纳。报告对谦恭、政策多样性、选择性地进行适度改革以及实验等要求进行了强调。负责监督改革成效的世界银行副总裁葛班德·南卡尼（Gobind Nankani）在该报告的序言中写道：“该报告的中心意思是没有惟一的通用准则。我们应该脱离程式化去寻求一种令人难以琢磨的最好的实验”。偶尔地，读者不得不提醒自己，拿在手中的这份报告不是某些激进的宣言，而是由发展政策的正统派们准备的报告。

第一，改革的常规措施一味地处理三角形的“无谓损失”并获得了高收益，而对刺激增长过程的动力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寻求高收益不是增长战略。尽管这份报告没有用这种方式来阐述，但是我认为作者们的意思是市场和政府失灵在于那些影响了资本增值或者生产力变化的因素，而由此付出的代价也要昂贵得多，因此它们比那些影响静态资源配置失灵的因素更应该得到改革的重视。

第二，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包括市场激励、宏观经济稳定和对外开放）没有转化为一套独特的政策措施。报告写道，“‘宏观经济稳定、国内自由化和公开化’等原则已经被狭隘地理解为‘最小程度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最大程度的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作者们继续指出每一种结果都是多种措施的产物。比如，要使贸易公开化，不但需要更低的进口关税，还需要退税、出口补助，以及建立经济特区和出口处理区等措施。

第三，在不同情况下，同一问题的解决需要使用不同的方法。要刺激私人投资，在某国可能需要加强对产权的保护，而在其他国家则是增强金融部门的职能。技术追赶对专利保护程度的要求取决于发展水平。这说明了那些经济水平正在增长的国家（如孟加拉共和国、博茨瓦纳、智利、中国等）拥有如此复杂多变的政策结构的原因，以及为什么这些国家总是打算复制其他国家的成功政策改革而通常以失败而告终。

第四，有一种倾向认为，人们将规则凌驾于政府自由裁量权之上。规则旨在规范政府的渎职行为。不过，政府保留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必须的。从政府手中接管了货币政策的阿根廷货币局在一揽子约束条件缺少可信度的时候运转良好，而在一揽子约束条件变成一个估值过高的货币体系的时候就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最后，改革需要可选择性的方式，而且要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增长的一揽子约束条件的政策上，而不是按照华盛顿共识列一个冗长的政策清单。当投资被弱产权约束的时候，改善金融媒介就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当它受制于高的资金成本时，提高制度质量就是一句空话了。因此从一揽子约束条件的政策中得到的经验就是改革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结论不亚于一次对发展战略彻底的反思。当然，认为世界银行的实验将因此而迅速改变那将是多么天真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世界银行在任何一个重要方面有计划要吸取这些教训。不过，世界银行已经在其正式出版物中提出了诸如此类的观点，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它表明在正统圈子里正在进行的对于发展政策比较观点的这场辩论的本质以及范围在改变。

在世界银行与1990年代的教训搏斗的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了一项报告，着重于探讨拉丁美洲面临的同样的问题（Anoop Singh et.al.，2005）。该报告显示，在华盛顿，人们谈及的话题决不是华盛顿共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的基本前提与世界银行同出一辙——经济增长令人失望。按照作者们的观点，问题不在于改革本身，而在于改革没有走得足够深足够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宣称，“相对于承诺更大的长期效益的改革措施，比如改善宏观经济环境和劳动市场制度以及加强立法司法体系来说，那些低先期成本的措施已经使改革取得了更多的进步，比如私有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把失败归咎于华盛顿自始至终鼓吹的这种改革进行得太肤浅，而不是归咎于这些改革的本质。

关于这些现象的阐述有几个关键的看法。首先，政治领导者们也许谈论过，但是确实没有实践过：他们对于真正改革的承诺经常是“肤浅的”并且“虎头蛇尾”（克吕格，2004）。其次，对制度变迁缺乏全方位了解的改革者们也需要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管理不力和腐败仍然是一个问题；法院和司法部门工作效率低下；劳动市场制度没有充分的“灵活性”。

当然，忽视制度改革本身就是对华盛顿共识原初说法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并没有考虑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克鲁格（Krueger）在1990年代的阐释中所提及的这种制度改革。在威廉姆森所开出的原始清单中，大多数只要求进行相对简单的政策变更（例如促进贸易自由化、消除币值高估、减少财政赤字等等），而不需要深度的制度变革。威廉姆森的确是把“产权”列进了他的清单，不过那是清单中的最后一个，而且几乎是事后才追加上去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华盛顿共识的实践者越来越认识到，如果制度条件不具备，那么标准化的政策改革便不会产生持续的效应。合理的政策应该内含于可靠的制度之中。此外，不同领域的改革应该相辅相成。如果财政制度未能弥补贸易收入，资本市场没有把资金配置给日益膨胀的部门，海关官员品质低劣，且劳动力市场不能消化由于体制转轨造成的失业，那么贸易自由化将难以实现。结果是，冗长的“二代”改革清单扩充了原初的华盛顿共识，这实质上加大了制度改革的力度。表1对原初的华盛顿共识和扩展的华盛顿共识进行了罗列。

在经济增长的实证主义文献中，制度在长期经济绩效中扮演着助推器的角色，华盛顿共识重申了这一观点。达龙•阿西墨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森（2001）的重要著作阐述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产权安全也许是决定某些国家富裕而其他国家贫穷的惟一重要因素。更进一步地，伊斯特利和罗斯•莱文（2003）认为，一旦某国制度式微，则这些政策（例如贸易开放、通货膨胀和汇率高估）就不会对长期经济运转产生任何作用。这也许可以称之为“制度原教旨主义”——这让人联系起（并区别于）早期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运动”浪潮。让制度归位是“制度原教旨主义”的宗旨，就像让价格归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宗旨一样。扩展的华盛顿共识从这些著作对制度重要性的强调中获得了学术支持。

就政策改革者而言，对制度的强调存在着潜在的弱化效应，这是符合逻辑的结论。制度本质上深深植根于社会。如果增长的确取决于主要制度（法律法规、产权保护、治理等）的变革，我们怎么能不对那些穷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持悲观态度呢？毕竟像这样的制度变迁还是很罕见的，它们也许是战争、内战、革命以及其他重要的政治剧变的结果。将制度变迁与增长绩效联系在一起的最鲜明的事例的确都发生在类似的历史交汇点上，比如东西德国的分裂或者南北朝鲜的分裂。但是那些不想经历这样剧变的穷国应该做些什么呢？

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没有停留在口头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上，坦率地说，它绕开了制度决定论。这是很明智的做法，因为最近的观察表明，扩展的华盛顿共识对制度变迁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死路一条。这里我主要总结了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不可能在任何特别设计的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建立一个强大的因果联系。我们都知道当投资者觉得安全的时候增长才会产生，但是我们不知道在既定的社会背景下，何种制度设计可以使得他们觉得更为安全。这个报告并没有谈及正确的办法是什么。制度功能不会唯一地决定制度形式。如果你认为这是吹毛求疵，那就看看俄罗斯和中国在1990年代中期的经验吧。中国能够在公有制中（乡镇企业）引入大量的私人投资，俄国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却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大概这是因为把投资者与具有剩余索取权的地方政府连接在一起，而不是强硬地把他们的资产交由那些无能且腐败的法院来执行的私人合约时，会让投资者感到更为安全。无论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经验业已证明，共同的目标（例如产权保护）有时会在不同的制度下实现。这是世界银行报告盛赞的一个主题。

其次，我们不应该忘记阿西墨格鲁、约翰逊和罗宾森（2001）的著作以及其他相关研究对长期经济绩效的关注。在这类文献中，典型的因变量是近几年的收入水平，而不是这一特殊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当制度指标被用来描述增长衰退的时候，结果就是经济软弱且缺乏活力。关注转型的实证主义研究表明，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的证据微乎其微（Hau*ann，Pritchett和Rodrik，2005；Benjamin F.Jones和Benjamin A.Olken，2005）。即便如此，我们最终还是需要制度改革来维持经济增长。但是当经济已经持续增长并且其成本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摊平时，制度改革也许也就更为简单有效了。

极端地说，对综合性制度改革的困惑导致了一项虽然雄心勃勃但却无法实现的政策议程。让非洲或拉丁美洲的穷国将目光锁定在美国或瑞典的最优制度上，无异于告诉它们，发展的唯一道路就是变成发达国家，这几乎是无用的政策建议！不过，这种建议存在一些固有的东西不能说是不正确的。考虑到既定的经济情况，甚至最为雄心勃勃的制度变革努力都有可能出错。因此，虽然我们改革了贸易制度、产权制度和宏观经济制度，可是经济仍旧得不到增长。果真如此，那一定是你没有改革劳动市场制度。如果还没有出现经济增长，那问题一定是出在了缺少社会安全系统和社会保险制度不够完善等方面。如果还没有出现理想的结果，显然，既有的政治体制不能产生足够的信任和合法性来推动改革。总之，只有被建议者达不到目标，而建议者永远也不会被证明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改革战略的另一种视角是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领导的联合国千年项目（2005）提出的。尽管由于原理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它与制度原教旨主义者的观点可谓一样全面。联合国千年项目提倡“公共投资、能力建设、国内资源利用和官方发展援助”齐头并进，同时提供一个“加强治理、改善人权、参与公民社会以及完善私有部门的框架结构”。此外，它还罗列了很多诸如什么能做，什么应该做的细节问题。

联合国千年项目认为，当前的国外援助水平对全球性的减贫工作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它呼吁加大国外援助的水平——成倍增加每年的官方发展援助，使2006年达到1350亿美元，2015年增加到1950亿美元——以便筹措资金用于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开发有利于穷国医疗卫生和农业发展的技术。萨克斯及其合作者认为，真正的限制在于匮乏的制度和软弱的管理，因此大规模的国外援助更有可能是落入了腐败官僚的腰包而不是用于发展。他们认为世界上许多最贫穷的国家（比如贝宁湾、马里和塞内加尔）在改善本国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事实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无论如何，他们所提倡的人力资本投资同样可以培育出更好的制度。在他们看来，治理困扰只不过是富国不愿帮助穷国的一个借口而已。

联合国千年项目的潜在理论认为，非洲低收入国家（或者其他国家）长期停留在低水平的均衡状态，并处于“贫困陷阱”之中（萨克斯等，2004）。新古典主义生产函数模型假设资本的边际产出在发展水平较低时反而很高。但是，如果存在一定的规模效应，或者负面反馈效应（比如收入增长引起了人口增长），那么资本的边际报酬从一开始就比较低。资本的少量增加几乎产生不了什么效果，而且经济可能还会呈现出某种稳定的多样化状态，其中之一就是贫困陷阱。既然投资不划算，家庭就不会储蓄，经济仍然保持贫困状态。这种非常古老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保罗•N.罗森斯坦一罗丹（1943）和理查德·R.纳尔逊（1956））能够证明“大推动理论”是正确的，即大规模地增加公共资本、私人资本和人力资本使得新古典主义式的收敛力量开始发挥作用，并且最终使某国经济脱离贫困陷阱。

关于非洲的贫困问题，我们有几处疑问。首先，从历史上看，几乎没有一个低收入国家在大推动理论的作用下或者通过大量国外援助的输入而获得高速发展，这是为什么呢？就像萨克斯的批评者们乐于指出的那样，非洲并不缺乏外援，且一些没有依赖西方援助的国家反而得到了快速发展。萨克斯和他的合作者们反驳道，非洲是特例，因为它受累于高的运输成本、低生产力的农业、严重的疾病负担、不利的地缘政治以及国外技术的缓慢辐射（萨克斯等，2004：130－131），所有这些都使得这个地区特别容易陷入贫困陷阱。人们可能也会谈及越南，那是一个被战争破坏得满目疮痍的赤贫国家，面对美国的经济制裁，尽管直到1990年代中期也没有得到西方国家援助，可是它仍然在1980年代末期实现了经济起飞。

其次，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经济增长水平不理想这一事实中我们能了解到什么呢？贫困陷阱理论认为这些国家滞留于低水平的均衡之中并难以自拔。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非洲国家有能力在一些重要时期实现经济增长。琼斯和奥尔坎（Jones和Olken，2005）给出的统计数据说明，四分之三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1950年以来至少有一个10年的时期经济增长速度高到足以与美国相当。同样地，豪斯曼、普里切特和罗德里克（Hau*ann，Pritchett和Rodrik，2005）研究了1950年代以来的增长加速度，发现这样的加速度在低收入国家时常发生，包括在那些非洲国家也是如此。实际上，按照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低收入国家的增长加速度比中等和高收入国家更高。问题不在于贫穷的非洲国家不能实现经济增长，而是它们丧失了增长的激励。这里给出了一个十分不同的补救办法，即在短期内集中力量有选择性地消除一些对经济增长的一揽子约束条件（可能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而在中长期则有意识地增强这些经济体抗击外部打击的适应能力。下面我将详细阐述这一补救措施。

最后，联合国千年项目与世界银行报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对人们知识面的了解程度以及其作者由此而表现出的自信程度是不一样的。联合国千年项目假设，我们已大体上了解到我们需要大胆地付出昂贵的代价以根除世界贫困。我们已经成功地知晓了世界贫困的点点滴滴，更可贵的是我们已经付诸了行动。相对来说，世界银行报告则是对于谦恭的颂歌。它含蓄地表明，那种关于我们对世界知之甚多的假设是不切实际的。我们需要的不是夸夸其谈，而是谨慎地行事，从而把力量用在最能产生效益的地方。

像这样一个谨慎的实验主义者的方法是如何运作的呢？如果采用世界银行报告的方法，那么除了“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以外我们还能说点其他的什么呢？世界银行报告无助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下面我将简要概述一下规避明显陷阱的增长战略。

这种战略由三大环环相扣的步骤构成：第一，采用一种诊断分析法来勾画出既定条件下经济增长的最大约束条件。第二，创造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政策设计以便妥当地处理这些约束条件。第三，将诊断过程和政策回应过程制度化，以确保经济连续不断地增长。

基于扩展的华盛顿共识而进行的政策改革效率低下，因为它们无法确保那些阻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约束条件得到解决。诀窍是去寻找能够带来最大收益的改革区。此外，政策制定者们被指责使用了“扫射”的方法：他们将改革之枪射向了尽可能多的潜在目标，以期待扫中个别有效的目标。相反，一个成功的增长战略却是事先确定最重要的一揽子约束条件。

但是这能实现吗？从豪斯曼、罗德里克和贝拉斯科（Hau*ann，Rodrik和Velasco，2005）的著作中，我们发展了一个有用的框架。我们从一个最基础的但是有效的分类法开始（见图1）。在一个低收入经济体中，经济活动受到如下因素的制约：要么是融资成本过高，要么是私人投资收益过低。如果是后者，那必定是由较低的经济社会收益率或社会和私人收益之间的巨大裂痕造成的。诊断分析的第一步是确定哪些条件准确地刻画了某个经济体的特点。

低社会收益低专用性糟糕的国际金融环境糟糕的本国金融环境

人力资本较低微观风险：宏观风险：信息外部性：协作外部性国内储蓄较低仲裁不力

幸运的是，每一种症状都显示了不同的诊断信号或者产生了不同的运转方式，这使得我们有可能取得一些进步。比如，在一个存在融资成本约束的经济体中，我们会预期到真实利率较高，借方追逐贷方，经常项目赤字大到国外借款约束的边界，企业家们充满投资信心。在该经济体内，可供投资的资金出现外生增长，比如国外援助和汇款将会首先刺激投资和其他生产性经济活动，而不是消费和不动产投资。这种描述大致概括了巴西和土耳其的状况。相反，在私人投资收益率较低的经济体中，将会出现利率较低，银行流动性过剩，贷方追逐借方，经常项目接近平衡或者盈余的情况，企业家们更愿意把钱放在迈阿密或者日内瓦，而不是在本国投资。国外援助和汇款的增长将用于消费、房屋购置和资本外逃。这种描述适用于萨尔瓦多和埃塞额比亚等国的环境特点。

当我们把低私人收益作为罪魁祸首时，我们想弄清楚其起因是否是社会收益较低或者私人专用性较低。低社会收益归因于低人力资本、基础设施薄弱、地理位置不佳，等等。我们需要再次留心观察诊断信号。如果人力资本（要么是因为低教育水平要么是因为疾病）是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我们可以预料到教育收益率或者技能溢价就会相对较高。如果基础设施出现问题，我们便会看到交通和能源出现瓶颈，此时私人公司有机会提供必要的服务。

专用性问题——即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出现巨大缺口——在两种情况下会出现。一种与政策或制度环境有关，例如税收也许过高，产权也许缺乏保护，高通货膨胀可能产生了宏观经济风险，劳资矛盾也许降低了生产积极性等等。另一种可能是市场失灵，比如技术溢出、协作失灵及经济“自我发现”问题（即某个经济体潜在成本结构的不确定性）。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寻找到每一个问题的表征。有时诊断分析是沿着一条特殊的路径前进的，不是因为这样便捷而是因为其他的路径已经被排除了。

我们可以在经济崩溃时使用这种分析法，当然任何实践过程都比我在这里描述的更为复杂。不过，这种诊断分析法还是有些价值的，它有时会显示出传统改革计划中的一些重要缺陷和错误。比如，当融资成本成为重要的约束条件时，以改善“商业景气指数”（即减少官样文章，降低税收等）为目标的制度改进不仅是无效的（因为问题不能归咎于投资需求），而且可能事与愿违（因为投资需求增长将导致利率上升）。

一旦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接下来就是制定恰当的政策了。步骤二的内容是对步骤一所确定的市场失灵和扭曲的回应。政策目标制原则告诉我们：尽可能在市场扭曲开始发生的时候就要做出政策回应。因此，如果信贷约束是主要的原因，而信贷约束又是由缺乏竞争和大规模的银行分散化造成的，那么合适的政策反应就是在银行部门之间减少竞争的障碍。

尽管我们将事情描述得简单明了，但是最优的逻辑往往不起作用，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由于存在其他形式的扭曲或行政约束，我们通常生活在一个次优的环境里。在政策设计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到无法预料的复杂因素及其带来的后果。让我们回到中国的例子。中国乡镇企业（TVEs）的正式所有权人不是私人或者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乡镇政府）。从最优改革的逻辑来看，这些企业尽管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如果是为了刺激私人投资和激励企业家活动，那么创立私人产权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最优逻辑在这里没有用，因为对于产权和合约的执行来说，私人财产体系依赖于一个有效的司法系统。否则，正式产权就没有太多的价值。只有建立一个有效的司法系统，私人企业主和地方政府当局（私人企业主的最可能剥夺者）之间的合作才有意义。这就是乡镇企业所面临的局面。地方政府希望保持这些企业的繁荣，因为后者会给前者直接创造税收收入。在中国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中，产权归地方政府所有而不是归私人所有似乎可以让产权得到更为安全有效的保护。

一揽子约束条件的内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豪斯曼、罗德里克和贝拉斯科（2005）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例子说明了这一观点。该国通过对一些特殊行业（如旅游业和酿酒业）进行改革从而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它却忽视了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制度投入，特别是对金融市场的规制和监管。当“9·11”事件减少了游客数量后，这个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根本原因是经济增长超过了其制度承受能力。同样地，印度尼西亚在1997—1998年间的金融危机导致了经济和政治的全面崩溃。除非加强法治和民主参与，否则中国也难逃此劫。

持续增长需要哪些条件呢？如下两种制度改革似乎越来越重要。第一，保持旺盛的生产性动力。自然资源的发现或自由贸易协定都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刺激经济增长。需要用政策来确保这种动力因素在新贸易区实现多样化。否则，增长不可持续。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杰出表现说明，其成功在于持续关注于自身的真实所需，并不断鼓励采用新技术和使技术多样化。第二，强化冲突管理的内部制度。增长失败中最常见的原因是无法应付外界干扰，例如贸易条件的恶化或资本回流。抵御这种干扰需要强化法治，巩固民主制度，并建立共享机制和社会安全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比较顺利地解决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及其调整的不利因素。否则就会造成分配失调，经济崩溃（Rodrik，1999）。1997—1998年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经历在这方面就十分有教育意义的。

制度改革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很难推行，好在它们还在行动。经济学对此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建议（Avinash K. Dixit，2004）。重要的是，这些困难并不妨碍形成一些夸词较少，选择性较多，小心谨慎的政策创意，而这些政策创意对短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作用甚大。

如前所述，我认为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从多个角度看都是一份难能可贵的文件，它的中心论题与我和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同事们的一贯主张很接近。该报告启发我们更深入地思考改革经济学而不是改革之外的其他东西。它提示我们用怀疑的目光看待那些自上而下的、全面的、包罗万象的解决方法。它还提醒我们必须“一事一议”地进行经济分析。

这对于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应该是天籁之音。毕竟，专业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前者的特长在于做一些或有的预言：只有在条件x,y和z都成立的时候，政策A才是可行的。明智的政策建议包括一种从可视条件到政策含义的条分缕析的蓝图。这种简单而基本的原则似乎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经济改革时被遗忘掉了，这些国家常常采取了某种呆板的改革方式。因此，这份报告的结论不仅对穷国是个利好消息，对经济学专业也是如此。

[①] 作者简介：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编译者：李楠，中央编译局马列部。

本文译自《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6年第XLIV卷，第973—9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