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荣敬本、赵人伟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支持下，在中国首创了专门从事比较研究的中央级理论期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简称比较杂志，至今已有20年的历史。20年来，比较杂志秉承“比较开眼界、比较长知识、比较启智慧、比较出真理”的办刊宗旨，充当比较理论研究成果展示的先锋，及时、前瞻地为“比较经济学”、“新制度主义”、“寻租理论”、“转轨经济学”等前沿理论领域开辟了宽松而严谨的学术空间，针对性地刊载了一系列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压力型体制”等原创性研究成果，发表了许多深度研究中国改革和发展热点、难点问题与政策建议的文章，引领了比较研究的学术潮流，为推动我国比较研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二十周年大事记
1985年7月，比较杂志在中央编译局正式创办，时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林基洲同志撰写了题为《比较·探索·发展》的发刊词，指出创办比较杂志，目的是想通过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体制的比较研究，扩展视野、增长知识、启迪思路，以进一步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1985年第1期，比较杂志以“全面改革亟需总体规划——事关我国改革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为题，刊载了郭树清、刘吉瑞和邱树芳向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写的建议书，这一建议受到体改委同志的重视，并由此掀开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总体规划的新篇章。
1986年7月29日—8月2日，比较杂志社在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林基洲和大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院长林针的倡议下，在大连市召开了第一次“改革开放与企业家经营”座谈会，会谈取得了三项成果：一是提高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着眼于建立企业集团；三是政府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必须改变。
1987年11月，比较杂志社在江门市召开了第二次企业家座谈会，集中讨论企业如何面向市场的问题，这次会议对企业重视资本经营，从生产型向资本经营型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1988年8月，比较杂志社在庐山召开了第三次企业家座谈会，本刊主编吴敬琏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李南雄教授、哈佛大学钱颖一博士等与会，全会就当前企业深入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即有关当前推行的承包制，以及实行股份制中的企业股等问题交换了看法。
1989年5月，比较杂志社编辑了《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一书，集结了本刊1985—1989年间编发的关于“腐败和官倒的原因及其治理方法”的系列文章，该书1993年以《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为题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再版，极大地推动了腐败问题比较研究的进程。
1990年9月，比较杂志社在无锡市召开了第四次企业家座谈会，与会代表以“如何走出目前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困境”为主题，对当前的经济情况进行了探讨。
1992年10月，比较杂志社在苏州市召开了第五次企业家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务实地讨论了中国国有企业究竟如何走向股份化的问题。
1992年12月5日，本刊组织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怎么走”问题的专题座谈会，林毅夫、楼继伟、郭树清、陆学艺、陈锡文、谢平、佐牧等著名学者作了重要发言，发言摘要刊载于比较杂志1993年第1期。
1993年5月10—13日，比较杂志社在郑州市召开了以“市场经济研讨会”为主题的第六次企业家座谈会，会议邀请了前国家体改委负责人安志文同志、本刊主编吴敬琏教授作主题报告，与会专家与企业界人士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会谈纪要刊载于比较杂志1993年第4期。
1993年11月，比较杂志社在安阳市召开了第七次企业家座谈会，安志文同志在讲话中强调产权改革是当前深化改革的突破口，荣敬本教授介绍了现代产权理论的研究情况，同时，安阳市十几家企业的经理和厂长还谈到了在推行公司化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1994年8月，由吴敬琏、荣敬本、周小川、楼继伟牵头的、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联合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共同在北京京伦饭店召开了题为“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的国际研讨会，因该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以现代微观经济学为基础的，有学者将其与开创宏观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巴山轮会议”相对应，称之为“京伦会议”。
1994年9月，比较杂志社在上海南汇县的支持下召开了第八次企业家座谈会，该次会议由企业家组成了比较杂志社社务委员会，目的是使企业界和比较杂志社建立经常而固有的联系，让这种企业家的座谈会能长期坚持下去，愈开愈好。
1995年5月12日，比较杂志社同苏州市计委联合召开了有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参加的第九次企业家座谈会。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应该把改革和发展的比较研究理论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更好地为改革实践服务，会谈纪要刊载于比较杂志1995年第4期。
1995年9月1日，比较杂志社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召开了创刊10周年座谈会，吴敬琏、荣敬本、赵人伟教授等作了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精彩报告。
1995年，为纪念创刊10周年，李岚清副总理、安志文会长和于光远教授分别为本刊题词。同时，本刊还组织了周叔莲、张卓元、林毅夫、佐牧、楼继伟、李剑阁、陆学艺等编委笔谈比较杂志，编委们普遍认为，比较研究应在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
1996年1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由吴敬琏、周小川、荣敬本等著的《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一书，它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在1992—1994年间的研究成果的汇集。比较杂志社主要负责人作为课题组的重要成员为该课题的研究和成果的编辑作了大量工作，为确立我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贡献了一份自己的力量。
1996年8月24—25日，比较杂志社在京举办了第十次企业家座谈会，顾锦屏、荣敬本、吴敬琏、郭树清、于光远等同志作了主题发言，同时，出席该次座谈会的唐克、朱厚泽、李剑阁、郑惠、张卓元等理论界人士，以及中大集团董事长徐连国等企业界人士等围绕“宏观经济形势及体制改革”、“企业改革”和“国企脱困”等专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会谈纪要以“转变中的经济比较研讨记实录”为题发表于比较杂志1996年第6期。
1997年第4期，比较杂志刊载了由本刊主编荣敬本教授领衔的“县乡人大运行机制研究”课题组对新密市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作机制的调查报告——《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建立民主的合作新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的延伸，该报告首次使用比较研究方法，探索了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型体制过渡的必然性和规律性。
1997年7月28—30日，比较杂志社在兴城市召开了第十一次企业家座谈会，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尹承东、中央编译局顾问顾锦屏、本刊主编荣敬本、本刊顾问王俊、刘秉炎，以及来自全国的几十位企业家出席了座谈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部部长丁宁宁博士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
1997年10月3日，本刊召开了座谈会，比较杂志社社长顾锦屏、本刊编委吴敬琏、李剑阁、佐牧、张卓元、陆学艺、陈吉元、荣敬本、赵人伟，以及十五大主席团成员、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与会，围绕“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全面深入地开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研究”这一主题指出，“十五大”的重要突破为比较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1999年4月24日，比较杂志社召开了中国广东核电集团“现代企业制度的诞生和发展”课题结题座谈会。座谈会由荣敬本教授主持，会议肯定了课题组借鉴国际经验，使用纵向和横向比较研究方法，对完善广东核电集团的现代企业制度所作出的科学探讨。
1999年6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由吴敬琏、周小川等著的《公司治理结构、债务重组和破产程序——重温1994年京伦会议》一书，以论文集的形式纪念了1994年8月召开的“京伦会议”，历时五年，该次会议的前瞻性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印证。
2000年第4期，比较杂志刊载了由本刊主编荣敬本教授领衔的“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组完成的《关于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的比较研究》报告，系统总结了中国民主的发展道路，并提出了要研究农村土地问题、民间商会等有见解的观点。
2001年3月26日，比较杂志社在中央编译局二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邀请匈牙利社会科学专家Maria Csandni介绍匈牙利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经验教训，赖海榕担任翻译。
2002年6月，本刊主编之一荣敬本教授从研究岗位退休，但继续担任主编。同时，副主编肖梦同志退休，编辑部主任高新军研究员调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国内问题研究处。
2003年12月27日，比较杂志社筹组并召开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与金融制度创新”专题座谈会，国务院研究室、国资委、财政部、发改委、银监会、证监会、商务部、保监会、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委领导15人，以及世界银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北师大等学术研究部门专家30人与会。
2004年6月，比较杂志社与浙江天则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合作，以“浙江现象的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为主题在全国范围内征文，围绕“区域民营经济模式（现象）的比较研究”、“民营经济与专业化产业区”等专题进行了探讨，这是对中国制度变迁中民营经济兴起与发展、浙江省及其他区域民营经济发展中独特现象研究的一次公开学术争鸣，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2004年8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孙宽平主编的《转轨、规制与制度选择》、曹荣湘主编的《风险与金融安排》及丁开杰主编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文集，这是本刊近年来编发的国内外各专题文章的系统汇编，为相关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赞赏。
2004年10月，由于工作调动，孙宽平博士不再担任杂志社职务。杨雪冬博士任执行主编，曹荣湘博士任副主编，赖海榕副研究员任编辑部主任。
2005年3月30日，比较杂志社举办“中国乡镇治理座谈会”，邀请全国各地专家共同研讨乡镇治理的现状与改革方向。
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名栏名作选介
在过去20年中，本刊编发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文章和研究报告，选介如下：
1.关于“经济体制比较”，有周小川等的“建立生产资料市场方案的比较与选择”（1986：3）、柴野编译的“奥塔·锡克教授谈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1987：1）、张维迎等的“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行为——日本经济体制考察”（1988：1）、戴羿的“南朝鲜、台湾与墨西哥、巴西经济发展模式比较”（1989：4）、郭树清的“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经济改革”（1990：3）、高西庆的“各国证券管理体制比较”（1991：5）、周小川的“世界性税收改革的评议和启示”（1992：1）、中国税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的“税收体系与财政体制：国际经验及其比较”（1993：3）、张卓元等的“中越经济改革对比与启示——越南经济改革考察报告”（1994：2）、俞可平的“‘西化’与‘中化’之辨——评30年代前后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两种观点”（1995：1）、荣敬本的“关于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转变的若干问题”（1996：1）、[日]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起因和一些初步的结论”（1997：1）、[俄]谢金的“亚太经合组织——世纪之交的经济合作新模式”（1998：1）、杨壮的“美、日企业的人才战略及其给中国的启示”（1999：1）、[日]青木昌彦的“硅谷模式的信息与治理结构”（2000：1）、[匈]亚诺什·科尔奈的“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部门改革：九条原则”（2001：4）、郑秉文的“OECD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比较”（2004：5）。
2.关于“政治体制比较”，有[美]杰拉尔德的“行政管理体制比较研究”（1986：2）、汪进的“国外受贿罪立法比较”（1987：2）、祝留的“苏联东欧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比较”（1988：3）、[苏]B·谢柳宁的“官僚体制的报复”（1989：2）、华立刚的“机构改革势在必行”（1990：2）、俞可平的“政治腐败类型浅谈”（1991：4）、何增科的“浅析经济发展促进政治稳定的条件——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案例研究”（1992：5）、[新加坡]乔恩·奎赫的“反腐败：新加坡的经验”（1993：5）、[美]约兰姆·巴塞尔的“产权和国家的演进”（1994：1）、陈林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之比较”（1995：5）、林德布洛姆的“论市场与民主”（1996：4）、荣敬本的“体制转换和廉政建设”（1997：3）、俞可平的“政治制度需要研究和比较”（1998：1）、何增科的“当代西欧诸国的腐败与反腐败”（1998：6，1999：1）、荣敬本和赖海榕的“关于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的比较研究”（2000：4）、[美]艾琳·卡马克的“全球化和公共行政改革”（2002：3）、何增科的“农村治理转型与制度创新——河北省武安市‘一制三化’经验的调查与思考”（2003：6）、俞可平和徐秀丽的“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的比较分析”（2004：2，3）、杨雪冬和[美]托尼·塞奇的“从竞争性选拔到竞争性选举——对乡镇选举的初步分析”（2004：2）、[美]帕特瑞克·海勒的“民主的质量——来自印度的比较经验”（2005：1）。
3.关于“社会文化体制比较”，有许金声的“中国人格现状及其发展”（1986：6）、杨海涛和黄丽萍的“对企业文化问题的哲学思考”（1987：3）、[匈]亚·科尔内的“个人自由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1988：4）、[苏]T·扎斯拉夫斯卡娅的“对改革中社会各阶层的分析”（1989：2）、[德]迪·舍恩威茨和哈·温舍的“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社会’的含意”（1990：6）、凌启鸿的“推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发展”（1991：4）、[美]王燕和贝多广的“对中国贫困现象的实证分析”（1992：2）、方朝晖的“法权主义：意志自由的实现”（1993：3）、彼得·A·佩特里的“东亚成功的共同基础”（1994：4）、綦彦臣的“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广义化问题研究”（1996：2）、[德]托马斯·海贝勒的“中国农村基层的社会变化”（1997：1）、荣敬本的“经济社会系统的进化理论对我国改革的启示”（1998：1）、J.马尔特白和R.威尔金森的“死胡同：利害相关社会与英国的公司治理”（1999：3）、贾根良的“经济转轨中的文化传统”（2000：2）、丁宁宁的“受教育首先是一种公民的权利——从考试和学生负担谈起”（2002：2）、迟福林的“中国创业型企业家的价值定位”（2004：1）、[印]阿马蒂亚·森的“论社会排斥”（2005：3）。
4.关于“新制度主义”，有[美]道格拉斯·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2002：5）、贾根良的“制度主义与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2002：5）、彼得·豪尔和罗斯玛丽·泰勒的“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2003：5）、阿弗纳·格雷夫的“历史制度分析：从经济史视角研究制度问题的新进展”（2003：5）、凯瑟琳·丝莲和斯文·史泰默的“比较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学派”（2003：5）、[美]亚当·普热沃斯基的“制度起作用吗？”（2005：3）、[德]C.曼特扎维诺斯和[美]C.诺斯、S.沙里克的“学习、制度与经济绩效”（2005：3）。
5.关于“寻租理论”，有吴敬琏的“‘寻租’理论与我国经济中的某些消极现象”（1988：5）、[美]D·苛兰德尔的“寻租理论导引”（1988：5）、[美]A·克鲁格的“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1988：5）、钱颖一的“克鲁格模型与寻租理论”（1988：5）、詹姆士·布坎南的“寻求租金和寻求利润”（1988：6）、科福特和科兰德的“对付寻租者的措施”（1988：6）、樊纲的“西方寻租活动与我国的灰市交易”（1989：1）、胡和立的“1988年我国租金价值的估算”（1989：5）、陈炳才的“关于租金价值的计算方法”（1991：1）、李政军的“寻租理论在我国的研究与发展”（2002：3）、过勇和胡鞍钢的“行政垄断、寻租与腐败——转型经济的腐败机理分析”（2003：2）。
6.关于“转轨经济学”，有[美]约·斯蒂格利茨的“关于转轨问题的几个建议”（1997：2）、高新军和杨雪冬的“我国社会转型期中的改革收益分配、社会承受力和深化改革的动力”（1997：2）、洪银兴的“在经济稳定增长中实现转型——经济转型理论评析”（1997：5）、[俄]博戈莫洛夫和格林基娜的“90年代中东欧国家经济转轨的经验教训”（1998：3）、尤里·考斯塔的“中欧自由贸易联盟转轨战略与结果比较”（1999：2）、罗伯特A·科德的“评估转轨经济风险的新方法”（1999：2）、约翰·奈利斯的“转轨经济中的私有化：该反思了吗？”（1999：4）、M·福克斯和M·海勒的“公司治理结构：转轨经济改革的教训”（2000：2）、[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转轨经济中公司治理结构的失败”（2000：3）、[德]托马斯·海贝勒的“转轨社会中的企业家及其角色定位”（2001：3）、[日]鹤光太郎的“转轨中的日本公司治理结构”（2001：4）、K·波兹南斯基的“共产主义后制度瓦解的转轨是导致东欧经济衰退的原因”（2001：6）、[韩]黄义珏和郭荣星的“转轨中的韩国经济：兼论与中国的合作”（2002：2）、[美]德怀特·帕金斯的“中国正在完成向市场的过渡”（2002：4）、[俄]B·马乌的“转轨与发展：俄罗斯的10年”（2002：4）、罗曼·弗里德曼等的“约束的界限——转轨经济学中的所有权和硬预算约束”（2002：6）、托马斯·海贝勒的“转轨国家的战略集团与国家能力”（2004：1）、吕炜的“转轨时期的经济增长原理——基于转轨实践、中国的样本和经济史的研究”（2004：3）、[美]保罗·G·黑尔的“转轨时期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2004：5）。
7.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金立佐的“审势·反思·选择——对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思考”（1986：2）、[美]费景汉B·雷诺兹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合理顺序的探讨”（1986：6）、[匈]科尔内和达尼尔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眼中的中国经济改革”（1987：5）、吴敬琏的“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战略选择问题”（1988：2）、[美]尼·拉迪的“中国经济体制再造”（1988：2）、刘吉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期规划比较”（1988：4）、林毅夫和蔡昉的“我国经济改革顺序的思考和突破口的选择”（1989：3）、[美]保罗·萨缪尔逊的“中国经济改革展望”（1992：5）、钱颖一等的“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M型的层级制和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扩张”（1993：1）、楼继伟的“中国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改革命题”（1993：2）、[美]尼古拉斯·拉迪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产业政策”（1993：5）、俞可平的“近年来国外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略述”（1993：6）、杨启先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经验浅析”（1994：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的“在中国建立规范的财政资金转移支付制度的制约因素和模式选择”（1994：5）、赵人伟的“经济体制转型的若干看法”（1994：6）、肖梦的“现代企业制度、银行与财政的配套改革——记‘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1994：6）、赵人伟的“对我国经济改革二十年的若干思考——特点、经验教训和面临的挑战”（1999：3）、吴敬琏的“中国改革的回顾与前瞻”（2000：2）、尼古拉斯·斯特恩的“中国改革20年：成就、挑战与新的征程”（2003：4）。